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是个怎样的人？李世民晚年却自贬自己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李世民做过一个惊人的评价：李世民只有中人之才。

吕先生在史学界以大胆质疑著称，他的很多高见都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引用，但这一观点，却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

在我看来，吕先生固然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这一观点未免有些偏颇，李世民绝非只有中人之才。在隋末唐初的激荡岁月中，李世民早已表现出他超人的能力，非如此，他绝不可能在群雄逐鹿的时代成就大业。

老人家曾如此评价李世民：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而朱元璋则如此评价李世民：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

老人家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非常高，连诸葛亮也没少被他批评;而朱元璋开局一个碗，是一个无比雄才大略的帝王，连他们也对李世民予以如此高的评价，足见李世民绝非中人之才。

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千百来年，质疑李世民的人少之又少;但作为一名政治家，李世民却不乏质疑的声音，有人甚至认为李世民是昏君。

传统史家眼中的李世民，是英明神武、从谏如流、爱民如子的形象，可是，有人在史料中发现，李世民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英明神武，也不是那么的从谏如流，更不是那么的爱民如子。

比如李世民晚年沉迷丹药，贪图享受，可见他不是那么英明;比如李世民曾推倒著名谏臣魏征的墓碑，可见他不是那么从谏如流;李世民效仿隋炀帝，发动高句丽之战，晚年还大兴土木，可见他不是那么的爱民如子。

于是，有人上纲上线，李世民如此多毛病，怎能是明君呢?他就是个昏君!进而认为，李世民早年虽然励精图治，但也不能说他英明，那不过是伪装，不过是沽名钓誉。李世民自诩从谏如流，却推倒魏征的墓碑，就是最好的证明嘛!

关于李世民晚年的事情，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果想为李世民辩护，说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非长篇大论一番，说个几天几夜不可。

今天就不掉书袋了，只谈一些宏观性的看法。

我认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当然需要在意细节，但不能沉浸在细节里，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而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为李世民早年英明，便对他晚年的错误视而不见。同样，也不能因为李世民晚年犯了错误，便否定他的一生。

如果抛开那些细枝末节，从整体上评价李世民，他无疑是个非常出色的帝王，他所创造的贞观之治，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连柏杨也曾经如此评价李世民：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至于李世民晚年的问题，与其说是李世民的问题，不如说是制度的问题。在君主专权制度下，李世民式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早年英明、晚年犯错的帝王，不是只有李世民，比比皆是，连汉武帝也不例外。

网红教授戴建业评价唐玄宗时，说过这样一番“趣论”：我真是太佩服唐玄宗了，他做了那么多年皇帝，到晚年才开始腐败，要换做我，早就腐败了!

戴教授这番话，可谓对封建帝王有深刻的认识。当一个人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而且几乎不受任何约束时，试问，谁不会变得骄奢淫逸?而明君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不懂享受，不懂任性，而在于他们能够约束自我。

李世民早年就是这样一个善于自我约束的人。据资料记载，李世民长得非常威严，不怒自威，他的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霸气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放纵自己的霸气，对待臣下比较宽容，能够容忍臣下的顶撞，这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约束。

即使到晚年，李世民不像早年那般励精图治，但也不失为英明。李世民病重时，曾把太子李治叫到面前，说过这样一番话：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劳烦。

有人据此认为，李世民果然是个昏君，连他自己都承认了!李世民这番话，虽然颠覆人们对他的认识，但是，这恰恰证明了李世民的英明。

李世民显然实在刻意贬低自己，其目的，无非是希望李治引以为戒，深刻认识到治国要务，“勿以为是而法之”。这与汉武帝的自贬有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晚年，自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难道汉武帝真是狂悖之君吗?这不过是汉武帝希望后世之君改弦易撤，不要再频繁对匈奴用兵，所以故意把自己说得很不堪罢了。

一个人敢于公然承认错误，是一种美德;敢于公然自我贬低，更是一种美德。这个道理说来容易，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何况是听尽了谄谀之词的帝王?而李世民能做到这点，着实难能可贵。从这点上看，他比历史上大多数帝王都英明。

关于李世民晚年自贬的那番话，记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司马光编撰该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供帝王参考借鉴，所以《资治通鉴》相当于一部帝王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