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以右领军大都督的身份，带领大军攻下洛阳，击败王世充、窦建德联军，为大唐统一天下立下大功，于是唐高祖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且允许他开府洛阳，自此奠定了他最终登上皇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基础，故而李世民对洛阳有份特别的感情，登基之后立刻把洛阳定为行宫。
太宗死后，高宗在位期间，正式将洛阳定位东都，并且前后共七次把整个朝廷搬迁到洛阳，在洛阳处理整个帝国的政务，虽然他曾经有过正式迁都的念头，但在大臣的反对之下取消了。不过，规模巨大的宫廷，机构臃肿的政府机构，各级官员的亲眷扈从，数量庞大的护卫部队，共同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所到之处如同蝗虫过境，将沿途的州、县给吃得一干二净，虽然这些地方能够得到免缴一两年赋税的补偿，但基本上都是得不偿失的，故而民间颇有怨言。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改洛阳“东都”为“神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都城，等到公元690年改元“武周”，至此洛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王朝都城。
显而易见，武则天从被立为皇后之后就特别属意洛阳，厌弃西都长安，最终在她手中完成了迁都的工作，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相关的史书中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政治、经济、心理。
首先来看政治方面的。
长安地处西北，故而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属于从北朝到隋、唐初占据帝国权力中枢的关陇集团根据地，而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勋贵，在武则天崛起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持反对乃至敌视态度的。武则天为了反制和制衡，只能通过科举和举荐等办法，从帝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关东地区的中下层士族选拔人才，安插到朝廷内部，但是，长安的位置决定了京城周边的地方政权仍然在关陇集团的掌握之中，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脱离此处。
不过，由于武则天从登上皇后位子到最终临朝称制，关陇集团的挑战虽然有，但都属于麻烦层次的，故而政治方面的考虑占比并不高。
再来看看经济方面的原因。
从隋朝到唐初，洛阳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得到有效的开发，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再加上在隋炀帝手上建造了复杂的运河系统，能够把东南地区的物资有效的输送过来，从而增加对京畿的有效供给，减轻周遭地区的百姓负担。
此外，在高宗在位期间，关中地区发生天灾的次数较多，中原地区则相对较少，更容易的征集到足够的税赋和粮食来供养京师内规模庞大的朝廷。
最后，心理方面的因素!
笔者认为，这才是武则天迁都洛阳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武则天被正式立为皇后之后没多久，就用异常残忍的手段将曾经的竞争对手萧淑妃和王皇后处死，并且仿照西汉的吕后，将两人制成了“人彘”。对于武则天来说，算是酣畅淋漓的实现了报复的欲望，但是两人死前的惨状和怨毒的诅咒：“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还是在其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据史书记载，武则天经常在睡梦中见到二人面目狰狞的样子。
众所周知，武则天与喜欢道教的高宗不同，是个极度虔诚的佛教徒，而佛教教义偏偏格外的强调因果报应，从而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在长安的宫殿内，熟悉的景物又无时无刻的不在提醒她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幕景象，让武则天完全无法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忘掉，于是逃离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与她定都洛阳之后，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与道教同列，大规模兴建佛寺，开凿佛像，赞助、支持佛法的弘扬是一脉相承的——赎罪、忏悔、祈求庇佑掺杂在一起。
综上所述，从表面上看，武则天定都洛阳，确实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但这两个原因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促使她下定决心的，乃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