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安史之乱前，大唐王朝远播四方的强大荣耀来，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却也有个公认亮点：命硬。
安史之乱竣事后，差点被要了老命的唐王朝，也基本是被大放血：河西走廊和安西尽数陷落，吐蕃的铁蹄一度杀到长安眼皮底下。中原大地也是藩镇四起，各处藩镇画地为牢，动不动就与唐王朝叫板，内部另有阉人朋党往返折腾。中晚唐一个半世纪里国都陷落了六次，天子也外逃了九趟，每一次都是眼看要凉凉的容貌。但纵然这样，这内外交困的大唐，竟把这绝大多数的难关都挺了已往，硬是苦撑了150年。
而且除了硬撑外，这岌岌可危的一个半世纪里，唐王朝还又缔造了一系列治国业绩。一度打服藩镇重创吐蕃，险些追近了盛唐时代的荣光。如“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历中兴”等辉煌时代，更是闪耀史册。再对比一下安史之乱刚落幕时，唐王朝那一片烂摊的容貌，就更得感伤一声：百病缠身的唐朝，能苦撑一个半世纪，确实是个奇迹。
因素一、通海夷道
一场安史之乱，唐朝遭受的一大重创，就是被“断血”。作为丝绸之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与安西要地，险些全落入了攻其不备的吐蕃之手。除了取道回纥的草原丝绸之路外，大唐对外的陆路交通险些被隔离，经济损失无比凄惨，战略态势更严重被动。坐拥丝绸之路的吐蕃，除了能轻松享受“红利”，更拿丝绸之路当跳板，一次次对唐朝提倡攻击，甚至连长安都一度落入其手。
可是，就是在这昏暗的态势下，千里之外的东南大地，另一条对外要道，却悄然为唐朝搭起了“新血管”：通海夷道。随着唐朝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对外商业的火热，东南的海上商业，也进入了繁荣期。以同时代阿拉伯人的纪录，其时性能优良的唐朝船由于体积太大，竟连波斯湾都开不进去，每次造访中东，都得提前换小船进港。
而在安史之乱大幕落下，河西走廊一片血雨腥风的年月里，劈波斩浪的大唐海船，却早为唐王朝开出了新路：以《新唐书》纪录，这条“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主要分为一条线路，一条向南抵达印尼爪哇，一条向西抵达伊拉克巴格达，另有一条更是延伸出去，直达东非海岸。换句话说，其时从广州搭船出发，就可通航全世界。
于是，从中晚唐年间起，原本就商业火热的广州，更进入了高速生长阶段。其时唐朝在广州实行优惠的商业政策，“百分之三十”的低关税与唐朝政府高效的行政效率，更叫广州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外商。唐代宗大历年间时，每年造访广州的外国商船，就有四十艘之多，广州的口岸上停泊着“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的条记里估算，中晚唐时期，仅广州一地的“外国常住人口”，就有十二万人之多。
同样重要的另有政治意义，安史之乱后，广州除了是经济重镇，更是外交的“窗口”。唐朝除了要应对一拨拨藩镇叛乱，西线更要面临吐蕃的磨刀霍霍。唐德宗年间时，名臣李泌制定“困蕃之策”，通过联络大食、南诏、回纥等“邻人”反制吐蕃。可河西走廊已经陷落，联络大食就只能走海路。于是大唐的外交使节们也临危受命，一次次从广州出海，冒着风浪跋涉万里……
因素二、茶叶商业
而比起这条“黄金通道”来，另一个新兴的“黄金工业”——茶叶商业，更对大唐有着救命的意义。
小小茶叶商业，对大唐能有几多意义?这意义，可大了去了，虽然中国人品茗的习俗历史悠久，但直到唐代时，饮茶民风才流行全国。中晚唐年间起，多山地丘陵的江西地域，茶叶已大面积种植，仅是在江西景德镇市的浮梁县，其时每年就“出茶七百万跎，纳税十万贯”。白居易《琵琶行》里那句“商人重利轻分别，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其时江西茶叶火热商业的盛况——每年茶叶成熟时，唐代四方商人都云集江西，带着真金白银来卖茶。
这些引生机热生意业务的茶叶，其时最重要的一条贩运线路，就是沿漕运送到长安后，再贩运到回纥西域等地。这条商业线路带来的，可不止是丰盛的经济收益，更用大唐国防建设的重要筹码：安史之乱后，产马的河西走廊陷落，大唐原本用于丝绸之路商业的绸缎绢帛大量减产，可为了反抗吐蕃，大唐依然急需优质战马组建骑兵。茶叶，就成了新兴的“刚需”货物。
同样重要的，另有李泌的《困蕃之策》，在这个盘算里，回纥的态度才是成败的关键。而有了每年繁荣的“名马市茶”商业，回纥的“态度”也就有了更稳定的保障：别管有几多过节，就算为了茶叶，也要铁了心站“实在亲戚”大唐这边。所以一度攻陷长安的吐蕃，这才陷入了“困蕃之策”的大坑，到了唐德宗年间时已“兵众寖弱，西迫大 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对唐朝国防宁静的威胁大大减轻。
因素三、淮颍水道
但俗话说得好，打铁还要自身硬，唐朝能解决这个国防难题，关键还是重建了一支强大的西北唐军。这支军队不光多次力挫吐蕃，更在厥后唐宪宗的“削藩”战场上大显身手。可要想组建强兵，粮食问题更是关键，这，就是大唐“命硬”的“另一因素之——江淮漕运里的“淮颍水道”。
哪怕在盛唐年月里，唐朝强国的一大支撑，就是蓬勃的漕运。东南富足的粮食，每年通过漕运输入关中平原，最多时每年多达两百万石。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漕运也惨遭攻击，输送量基本只剩了盛唐年间的一半多一点。但纵然如此，这也是此时大唐的“救命粮”。
所以，自中唐年间起，唐朝的统治者，都把漕运的重点，盯在了“淮颍水道”。这条水路相同关中与东南，是整个江淮漕运线路上最重要一段。于是从唐代宗年间起，唐王朝就不惜血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疏通河流。终于在唐宪宗年间时彻底完成了革新——唐朝买通了“琵琶沟”路段，将这条水路大大缩短。
而其中的意义，也是立竿见影：唐德宗贞元二年时，沿着江淮漕运送来的漕米，就曾让唐德宗喜极而泣：“吾父子得生矣”。唐宪宗年间，随着淮颍水道的治理完成，唐王朝以流通的物资供应，支撑了平定淮西藩镇的战事，特别是琵琶沟的开通，更让“师人坐受其饱”。而东南丰盛的商业收入，火热的茶叶生意业务，也是沿着这条水路贩运四方。可以说，就是这样一条路，给百病纠缠的大唐心脏，艰难“搭了桥”。
如此“搭桥”的孝敬，抛开王朝兴衰的态度，自然也有几多感伤收获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