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为司马光作行状，说他退归洛阳，“自是绝口岂论事”，“事”者，国家事，天下事，事关神宗的朝廷、王安石的政府。
是的，他不再给天子上疏，也不再给王安石写信。然而，在某些私人性质的文字里，国家事、天下事还是会忍不住跳出来，让我们瞥见司马光的真心。
这些私人性质的文字，即是墓志铭。
墓志铭为死者而作，记载死者生平，表彰死者德业，同时承载着生者的思想与情感。墓志铭的作者，通常是死者的亲人朋侪。因此，于作者而言，写作墓志铭自己就是一场伤心的离别。熙宁四年一年之中，司马光竟然不得不接连作了两篇墓志铭!其中，《吕诲墓志铭》则简直就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王安石的檄文!
吕诲是谁?最早站出来预言王安石终将误国，“以之为宰相，天下必受其祸”的人。吕诲弹劾王安石，司马光曾经阻拦，他以为应该等一等，看看王安石所作所为的效果再说。吕诲没有听他的，愤然上殿，一本奏上，没弹倒王安石，却丢了自己的御史中丞之位。如今，斯人已去，王安石独霸朝政，各项新法极尽搜刮之能事，排挤异己，使天下异见者万马齐喑。
司马光追思往事，既痛吕诲之云亡，更痛国家之局势已去，难掩满腔恼怒。他以笔为枪，向王安石举事：
其时有个侍从官弃官家居，朝野上下，众口歌颂，说他是古今少有的大才。天子把他请进宰相府，大家都额手称庆，以为大宋得人。唯唯一个吕诲不以为然，大家都以为奇怪。可是过了没多久，谁人刚刚获得大权的人仗着自己的才干，排挤众意，一意孤行，讨厌传统，刻意求新，多变换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他提拔自己喜欢的人，却经常任非其人，天下于是大失所望。吕诲频频抗争无效，于是公然奏疏历数他的过失，断然预言：“误天下苍生必此人。如久居庙堂，必无平静之理。”……天子派使者来劝解，吕诲的态度却更为坚决，于是，吕诲被撤职了御史中丞，出知邓州。
谁都知道，“谁人侍从官”指的正是王安石。墓志铭写出来，要刻到石头上。而石头会随死者下葬，同归于不朽。吕诲亲友当中有个叫刘航的人，书法极好。这篇墓志铭写出来之前，刘航主动请缨，要往石头上缮写，为吕诲经心。可是拿到铭文之后，刘航却“迟回不敢书”，畏手畏脚，不敢下笔。刘航怕什么?他怕自己抄过这样一篇文字之后，会被贴上阻挡王安石的标签，遭到攻击。
而这样一篇文字，恰恰是性格耿直而有预见性的吕诲想要的。吕诲在病床之上，自觉来日无多，挣扎着起来，写信给司马光，请他为自己写作墓志铭。他的盖棺定论之作，应当由一个真正懂他的人来写!司马光接信之后，马上赶往吕府，吕诲已经在弥留之际，眼神都涣散了。司马光俯下身子，喊着他的字问道：“献可，献可，另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吕诲委曲张开眼睛，看了司马光一眼，说：“没了。”司马光含着泪离别而去，他刚刚出了吕府的大门，就听到身后悲声大作—正直的吕诲殁了!
这篇墓志铭，刘航持笔犹豫，不敢书石。谁也没有想到，刘航的儿子安世却挺身而出，情愿为父亲代笔缮写。在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心中，把父亲的名字与司马光、吕诲这两位正直的大臣联系在一起，是一桩可以传之千古的韵事。他为父代笔，正是要“成吾父之美”!刘安世(1048—1125)今后成为司马光忠诚的学生和追随者。
王安石与司马光、吕诲，门路虽然差别，却同样具有直面事实的勇气。只不外，他们对事实的解读差别，在司马光、吕诲看来，王安石已经走上错误的门路;但在王安石看来，那却是通往正确的一条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