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之前，宋英宗的4年，仁宗的40年，这44年的时间，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文化最为辉煌光耀的时代，也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堪称世界第一经济体，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也这个时期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这样的时代，先有庆历新政范仲淹变法，后又有王安石变法呢?
其实北宋变法最迫切的理由，是他们看到了历经百年的北宋政府，富贵的背后其实是“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
按《宋史》中的纪录：“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百于昔。黎民益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兵籍益广，吏员益众”，这就是上百年来积重难返的“冗兵”和“冗官”问题。
冗官和冗兵的问题肇始者是宋朝制度的设计者赵匡胤，其实大多王朝的制度问题在开国就已经埋下了问题的种子，究竟没有哪种制度能够永久没有问题地运行下去，时代在生长，社会在进步，人口在增多，社会财富分配等等都市相继泛起问题。
赵匡胤
赵匡胤建设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负担随着时间的累积雪球越滚越大。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和厢军的人数是27万;宋太宗至道年间增至66万;宋真宗天禧年间为91万;宋仁宗庆历年间已经高达125万，到宋神宗即位的时候已经高达140万人!
而宋朝的官制，有官、职、驱使三套班子，经科举、恩荫和荐举泉源，演变出大量冗官。有官有职而没有事情干的官员，已经占到了官员总数的60%以上。据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里的数据，北宋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在6300万到6800万缗钱之间，而冗兵和冗官两项开支，已经占到了6000万缗，如果加上皇家开支，以及每年要给西夏和辽国的“隋赐”，国家财政其实已经到了赤字的田地。
而同时大宋朝的内忧外患也日趋严重。内忧体现为阶级矛盾尖锐，宋朝中期统治者们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对内加紧了对黎民的聚敛和压榨，加上宋朝一直实行的“不抑吞并”的政策，纵容大田主大权要吞并土地，到王安石变法以前，全国垦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被大田主大权要所攻克，以至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吞并冒伪习以成俗”、“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这些大田主大权要往往又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因此，全部繁重的钱粮和差役，便都落到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中小田主身上，致使阶级矛盾不停加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秩序。
王安石
而外患主要体现在边患威胁严重，由于北宋对外一直实行“守内虚外”的军事计谋，致使宋军御敌倒霉，自宋太宗以后，宋军不光无力恢复燕云十六州，反被不停进攻，严重威胁宋朝的统治，另外，庞大的战争泯灭、赔款以及养兵等用度进一步加重了宋朝的财政危机。因此，宋朝面临着财困兵弱，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
欧阳修曾叹息：“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行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这正是其时社会矛盾的写照。
国家庞大的开支，造成空前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又加深了海内社会矛盾，外患也是一个严重威胁，这样的北宋，其实已经到了不起稳定的田地。如果稳定，国家财政势必会瓦解，宋徽宗时期任用奸相蔡京，而蔡京最大的本事就是敛财，只管他的敛财手段其实是变相地聚敛人民财富。但从这里也不得不说，宋朝的财政有着极大的问题。
王安石变法
而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讨论革新时，讨论的焦点问题也是改善财政，以理财为主要目的。这也是王安石变法“顶层设计”的焦点思想。
是故，大宋到了神宗时期，国家不富，人民也不富，只有中间的大田主和权要比力富足。其时国家亟需对其时的三冗、军事气力不足和财政空虚问题举行一次大厘革，这也就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