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即位初期，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是一个多难之年，黄河发大水，陕西闹地震，外加遇到国丧，件件都是麻烦事。明孝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贬官放逐，流放边地。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致使一时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开封一处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五万人修治。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令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兴之令主”。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又称弘治皇帝。
事实上，明宪宗留给儿子的朝政局面并不乐观。首先，是财政亏空，为了镇压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减少。在内乱的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还有就是行政效率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是混日子。最后，是自然灾害多，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相继闹灾，各类问题成堆。
对于这些情况，明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一起，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和他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得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在明宪宗时期得宠的诸多僧道门，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
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特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官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治水有功的刘大夏，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过度的宠任颇遭诽议，有些大臣不平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是，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的官员，他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一样，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的，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了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个中因非常清楚，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