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七擒孟获可信性有多高？看下面的逻辑你就清楚了

诸葛亮南征，是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平定南中叛乱，对当地汉族豪强发起的一次战争，时逢夷陵新败、刘备病逝，如何妥善处理南中地区的叛乱，是对诸葛亮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南征是蜀汉建政初期的一件大事。

但是，由于蜀国不置史官，关于南征一事并没有留下足够的记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南征的记述也不多，而作为其中的重要角色孟获，也是在《华阳国志》以及裴松之注解的《三国志》等史料中才得见姓名。关于孟获，我们颇为熟悉“七擒孟获”的故事。那么，孟获究竟是何许人也?历史上真的有过“七擒”吗?

“七擒七纵”的说法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与蜀汉“南抚夷越”政策的相合性。一般认为，诸葛亮在对南中问题上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这也与其在《隆中对》中做出的“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规划相一致。但是，诸葛亮南征是否真的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不能通过“七擒孟获”故事来循环论证，还要在史实中去找寻答案。

蛮王非“蛮”

似乎一提到孟获，便想到“南蛮王”，然后自动脑补出一位部落首领的威武形象，但是没有史料明确证明孟获是“蛮夷”。《资治通鉴》中提到孟获，使用的是“郡人”一词，而没使用“蛮王”、“夷人”。

那么孟获有没有可能是汉族呢?有可能。

南中地区虽然是夷越聚居区，但行政上属于是汉朝的疆土，汉朝在该地设置益州郡，并将一部分汉族豪强迁移到当地。到了东汉时期，在当地定居的汉族豪强，逐渐形成了以爨、孟等为代表的“大姓”，他们拥有私人武装”部曲”，是名副其实的“土豪”，并与当地民族的“夷帅”、汉朝的地方官员，共同构成当地特殊的势力格局。

孟姓是南中大姓，南中大姓是汉族迁居形成的，给了“孟获是汉族”的猜想有力的支撑。进一步地，我们认为之所以孟获被认为是“夷帅”，或是因为孟获是当地大姓中夷汉融合程度较深的豪强。当时，豪强的私人部曲实际上是夷汉兼用，汉族豪强为了与本土居民友好相处，曾用金帛聘用部分夷人作为部曲。

因此，一个合理的解释便是，孟获作为汉族大姓，原本并非豪门大族，更多地依靠当地土著壮大自己的势力，并且能够很好代表土著利益，从而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威望，被人们认为是夷人的首领。

庲降都督

前文提到南中地区有三种力量构成，实际上在这三种力量中，南中大姓与地方官员不是完全分离或者对立的。蜀汉实际控制时期，诸葛亮为了南中地区的稳定，开始起用南中大姓作为地方官员，实行“南中人”治南中。

蜀汉还在南中诸郡之上设置庲降都督，作为南中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任庲降都督中，只有李恢是“南中人”(建宁人)，而李恢担任庲降都督的时期，是在诸葛亮南征之前和之时，并且李恢是久经考验的、深受刘备信任的蜀汉官员，也是南征中诸葛亮倚重的一支力量。

而在诸葛亮南征之后，在庲降都督，甚至是下沉一级的郡太守的人选上，蜀汉都表现得格外谨慎，绝大多数都是从北方另派人选，而非南中大姓，或夷人首领。我们都知道，孟获后来被调往蜀汉中央任职，官居御史中丞，其实是既笼络又防备，这也反映出对于当地汉族豪强态度的微妙变化。

“七擒”的可能性

在诸葛亮南征的时候，形成一定规模的叛乱主要有三郡，即越嶲郡(高定)、益州郡(雍闿、孟获)、牂牁郡(朱褒)。其中，高定的实力最强，雍闿、孟获次之，朱褒最弱。从诸葛亮的兵力部署和“兵分三路”的行军路线上看，可谓是为这种形势“量身定做”的。

225年，诸葛亮从成都出发，作为南征主力的西路军，首先在卑水地区寻求与高定军主力作战，击退高定军后，继续向雍闿、孟获所在的益州郡方向进军。作为东路军的马忠军则向东进军，攻击牂牁郡的朱褒，被击败的朱褒军向西南方向的益州郡移动，试图与雍、孟会合。

作为中路军的李恢军，自平夷沿小路南下，截断朱褒军西援益州郡的行军路线，并率先攻入孟获在益州郡的根据地，切断孟获的退路，配合诸葛亮军在味县(曲靖)以北截击孟获，之后，西路军与中路军在味县会合，共同向滇池一带进发。

可以看出，李恢军在南征中的阻截作用非常关键，诸葛亮截击和擒拿孟获的战役中，也有李恢很大的功劳，作为时任庲降都督的李恢是南征诸将中军功最高的将领，实际上，维护南中地区稳定也是设立庲降都督的初衷所在。

诸葛亮南征是蜀汉对南中地区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但是，诸葛亮南征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南中问题”，南中地区后来又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多次叛乱，只是规模相比第一次都较小。史料中记载的蜀汉对南中用兵有七次(实际上也只是选取有一定规模的记载，真实的情况可能更多，并且几乎贯穿蜀汉政权始终)，诸葛亮亲征的只有第一次，有三次是庲降都督平定的。

我们再来看“七擒”的可能性。如果“七擒”泛指南中地区大大小小的七次叛乱，那么，显然平定的主体不总是诸葛亮，客体也不总是孟获，这种假设不成立。那么有没有可能发生在诸葛亮南征的一场战争中，我认为可能性极小，而且极不合逻辑。

首先，时间上不允许，也不符合客观规律，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起七次战役是做不到的，即便是小规模的。

其次，不符合诸葛亮用兵特点，征战不是猫捉老鼠的儿戏，征战贵在抓住有利战机，倘若来个“七擒七纵”，这让孤军冒险进入益州郡的李恢情何以堪。

“七擒七纵”的故事，想必是为了表现诸葛亮南中“怀柔”政策而演化而来的，而实际情况是，真正的“怀柔”是针对于当地的夷人部族，而不是这些汉族豪强，这里涉及到诸葛亮南征的战争性质问题。

攻心还是攻城?

高、雍、孟、朱等的叛乱选在夷陵新败、刘备病逝的时机，本质上是对于蜀汉政权的认同危机，作为汉族豪族大姓，有强龙则做地头蛇，无强龙则想自己成龙。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谈不上“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

然而，之所以需要诸葛亮亲征南中，必有其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南中地区的汉族豪强在当地影响力甚大，他们裹挟夷人部族，将自身的叛乱行为加入了民族因素，这给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很大的顾忌。

诸葛亮最终采纳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最终成功化解了危机。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攻心与攻城是针对哪个群体而言的，对于高、雍、孟、朱的处理，诸葛亮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从战争的结果上看，高、雍、朱三人皆战死，而孟获由于在夷人部族的强大影响力，被诸葛亮灵活处理，调离本土，高位养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