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是汉末第一枭雄，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平定中原的大业，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是 屯田养兵，其二是 广纳贤才并驭之有道。 如果说刘备的用人原则是“性情相契”，孙权的用人原则是“义气相投”，那么曹操的用人原则便是“唯才是举”。
司马光曾说：“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认为用人之时要同时考虑“才”与“德”这个两个因素，并且将“德”放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考察一个人时，要先看他的德性如何，判断其是否忠诚、是否与自己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其次才考虑他的具体才干，这种用人原则是汉朝“举孝廉”制度的依据。但曹操却不以为然，他讲究“唯才是举”，即使对方不一定对自己忠诚，但只要他有利用价值，那么就照用不误;所用之人的道德操行是最无关紧要的，即使这个人是像陈平那样的偸金盗嫂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予计较。这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养士，就算门客是鸡鸣狗盗之辈，如果能够帮助自己脱险，又何必苛责于人呢?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不计较品德
曹操与袁绍的区别。袁绍想占据地理优势，凭借人员数量来压服一切反对者;曹操则重用天下贤才，重视人员的质量，依靠他们来打天下。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忧心忡忡地问曹操说：“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据?”曹操反问道：“足下意以为何如?”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听完，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认为地理优势并不是关键性因素，取天下的关键在于人才，接着曹操说出了自己的志向——“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之后的历史表明，袁绍与曹操是各行其志。盟军解散后，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取了冀州，完成“南据河”的任务;接着又讨伐公孙瓒，把疆域扩大到了燕代地区;又安抚乌丸，交好辽西单于，天下十三州，独占了四个。另一边，曹操广纳贤才、迎驾许都，连刘备、关羽这种明知会离去的人都肯任用。在这种背景下，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遇了。
此时袁绍兼有四州之地，有众十余万，诸将皆以为不可敌，但曹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袁绍虽然装备齐全，但只是一个千里送快递的莽夫——此“ 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结果官渡之战的决定性因素果然出现在用人之上——袁绍因为许攸贪财，所以很轻视他，恰巧官渡之战时，许攸家里有人犯法，他害怕被袁绍治罪，所以跑来投奔曹操。曹操对于许攸这种叛徒并不介意，反而采用了他计策，得以破灭袁绍。
实践证明，曹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取天下的关键并不在于地理上的优势、或者军队上的多寡，而是人才是否足够，用人是否得当，用完之后又如何“以道御之”? 许攸帮助曹操取得胜利后，也就失去了价值，而曹操“御”他的办法就是借故将其杀掉。
曹操战胜袁绍，原因在于懂得用人
曹操的用人原则是“唯才是举”，然后再“以道御之”。先把有才干的人全部招揽过来，各尽所能，积极完成组织的目标，之后再用权势与利益来收服他们。
对许攸的任用已经说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是“ 唯才是举”和“ 以道御之”这两个核心内容。
对于自己的原则，曹操毫不掩饰，并且多次直白地向世人坦露说明。在早年的时候，曹操其实也很重视人的德行。他曾上书朝廷，为窦武、陈蕃等人讼冤，然而在朝政日乱之下，他变得心灰意冷，从此“不复献言”。曹操明白，在黑暗的时代，道德谏言是起不了作用的，需要靠强力来匡正正义。所以当董卓乱政的时候，曹操并不像袁绍那样以言抗争，而是默默的变易姓名，逃回山东，散尽家财，召集义兵来讨伐董卓。
当刘备来投靠时程昱劝曹操杀掉他，曹操也知道刘备非久为人下者，忠诚度十分可疑。但他认为可以借助刘备的名声来招贤纳士，故而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魏种曾是曹操向汉室推荐的人才，当兖州叛变时，曹操听说魏种也叛逃了，感到非常生气，说无论这个人逃到哪里都要把他抓回来。结果，在抓到魏种之后，曹操却没有杀害他，而是说：“ 唯其才也!”将其无罪释放。 在曹操看来，部下是否忠诚并不重要，只有他有才能，自己又能够驾驭得了，就应该重用不疑。 当张绣叛变之后，曹操并不是辱骂说这个人如何不忠诚、品行如何低劣，反而倒过来反思自己，说：“ 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此。”在曹操看来，张绣叛变不能归咎于品行不佳或者不够忠诚，而是自己没有“以道御之”，不向他讨要人质。如果自己有人质在手，又何必担心他是否忠诚呢?大胆地任用就是了。这是一名领导者的眼界，不去埋怨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而是反思自己在管理上有哪些失误。
建安十五年，在一道招纳贤才的令中，曹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用人原则。里面写道：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诏令说明曹操的用人理论是这样的： 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不应再拘泥于“才德并举”的理论，而是要“唯才是举”。因为人才实在难得，如果条件过于苛刻，那就无人可用了。对于领导来说，下属能不能得到重用，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足够才能。至于他们的品行如何、价值观念怎么样，这是领导所不必顾虑的。即使下属没有忠诚之心，只要领导“以道御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并管理得当，就不怕他们会反叛或者中途逃离。
在一个组织里，只要领导懂得用人与管人，那就应该“唯才是举”;只有无能的领导才要求下属才德兼备，因为他无力管理自己的下属，所以老是怕下属会叛变，故而总是重用身边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唯亲是举”，导致组织腐化，失去了战斗力。
曹操晚年用人原则出现变化
曹操晚年时用人原则出现了变化，不再“唯才是举”。所以才逼死荀彧，杀害杨修，猜忌司马懿。在曹操的一生中，他的志向始终在变化。早年是想通过进入官场，从内部澄明东汉的朝政;中年则是广纳贤才，带领天下才俊一起匡扶汉室，死后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到了晚年，眼见鼎足三分之势已成，自己家族的羽翼又已丰满，于是有了要当周文王的意向，因此在用人方面也就考虑起身后事起来。
这时的曹操已经不是“唯才是举”了，而是唯忠诚于曹氏是举。在曹操晚年的时候，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真、曹休等人的官位越来越高，而荀彧因忠于汉室，犯了大忌，被变相的赐死。
曹操自称“唯才是举”，晚年时却发生了“嫉杀杨修”的事，这似乎是矛盾。《三国演义》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才能，所以才杀死了他。而根据《典略》的记载，杀杨修的原因是“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其实这也是表象。杨修在临死之前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暗指自己被杀害，是因为曹植失势。在曹操看来，杨修这个人唆使曹植夺嫡，造成兄弟间互相猜忌，不利于曹魏家族的团结，所以才需要把他杀掉。这时候的曹操早已不顾及下属是否有才能了，因为自己已时日无多，所以要把那些不忠诚的人杀掉。
《晋书》说曹操对司马懿非常猜忌，看到他有“狼顾”之相，所以不敢重用，又梦到三马同食一槽，十分厌恶。还不忘对曹丕说：“ 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这都反映出曹操在晚年时已经改变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更注重部下的忠诚度。这是出于局势的变化以及自己年事已高的考虑，晚年的曹操失去了“以道御之”的信心，也不认为自己的子女有能力制服不忠诚的人才，所以也变得“唯忠诚是举”起来。
从曹操的用人事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一条简单的道理： 只有领导有能力，懂得用人与管人，有信心“以道御之”，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也就是说，能广纳贤才的领导，必然也是非常之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