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名臣是谁?张居正?于谦?在这个候选名单中能排的上位的人估计可以列出满满的一张纸来，但在我个人角度来看，刚明第一名臣非救时宰相于谦所属。而提到这位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于谦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土木堡之变。
表面上看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并不大，其实影响了百余年的朝局
虽然军队战败了，皇帝被捉了，吓得不少大臣闹哄哄地要迁都，但后来于少保一场北京保卫战，又把瓦剌推回去了，没割地没赔款，朱祁镇后来也回来了还复位了。一切看起来和没发生一样。
但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土木堡之变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大明的政治制度，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百余年的朝局。从几个方面简单的说一说。
第一方面，明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朱祁镇出征带去的，是明成祖朱棣五次远征大漠所留下的部队。这支部队不但能征善战，还拥有很多大漠作战的经验。一朝覆没，明军伤筋动骨，经验就此断了传承，从此后，明军面对北方的威胁，只能依靠坚城防守，徐图推进，再无远征之力。
第二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土木堡一战中，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泰宁侯陈赢、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悉数战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勋臣。他们的死，直接导致了在朝堂当中，“勋臣”这一阶层的话语权消失。
在明早期的政治格局中，勋臣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文官武官可以相互制衡。虽说朱元璋杀了不少，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后来朱棣起兵靖难，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勋臣，其中以朱能、张玉两家后人地位最高，先后掌管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从设立之初就是勋贵集团行使权力的所在。“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五军都督府”。那时的兵部只是一个负责部队后勤的单位。朱祁镇御驾亲征，带走了勋贵当中最能打的一批人，结果系数报销在土木堡。剩下的勋贵，除了年纪小的，就是能力差的，这就导致后来勋贵阶层无人可用，变成了一群混吃等死、不学无术之辈。五军都督府也逐渐变成了“荣誉单位”，兵部的权力则猛涨。
在兵部权力猛涨的同时，又确定了“巡抚领兵”的制度，“以文统武”正式成型。武将从此被文官压制，再也无法翻身。后来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因为抱上了张居正的大腿，才能够有所作为。文官领兵的最大弊病倒不是说文官就不能打，因为也有不少熟读兵书、懂得用兵的文官。最大的弊病是，文官带兵会把朝堂中的党争带入到了军事行动中来，这将给军事行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比如甲党的某人奉命讨敌，一旦成功，甲党在朝中的权势必然大涨，所以乙党必然不会希望他成功。如果敌军势大或者军事形式很不乐观，那乙党还会有所收敛，毕竟谁都不希望亡国。可若是形式乐观的情况下，那乙党则可能敢用一切手段导致甲党人失败。胡宗宪、戚继光、孙承宗，后来都吃了党争的亏。
第三方面的影响其实是第二方面的影响产生后必然会出现的，就是内廷势力的坐大。文官掌握军权之后，皇帝能直接控制的力量只剩下了锦衣卫、东厂和御马监。因此，为了制衡文官，皇帝不得不加大内廷的权利。土木堡之变前，只有王振这一个太监可以左右朝局(其实王振是否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存疑，他很有可能只是张太皇太后意见的执行者)，而土木堡之变后，基本上每朝都会出一个权力极大的宦官。比如明英宗后期的曹吉祥，明宪宗朝的汪直，明武宗朝的刘瑾，嘉靖朝的李芳，万历朝的冯保，天启朝的魏忠贤，崇祯朝的王承恩。
事实上，即使皇帝联合内廷，很多时候也压制不住势大的文官集团(在文官集团本身不分化，没办法拉一派打一派的情况下)。比如万历与百官争了几十年，最后还是不得不立自己不喜欢的朱常洛为太子。顾宪成一个致仕的平头百姓，居然可以通过信件遥控朝局，甚至左右内阁首辅的任命。崇祯末年，某些官员硬挺着不让皇帝收商税，矿税，导致年年财政亏空，崇祯把自己的内库都掏空了也没法补上军费的窟窿，只能下诏请求百官捐银充饷，语气低三下四，就差给百官跪下了，可百官扭捏作态，就是不捐，崇祯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人总结明亡的教训，说明朝有两大祸害，一个是言官，一个是太监。而言官与太监势力的大肆扩张，其根源，都在于土木堡的那场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