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荀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关于治理国家的很多论述、思想都对后来国家和社会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来看，荀子的一些治国思想仍具有进步性和借鉴意义。
本文着重从现代企业管理的层面，谈谈荀子思想中的先进成分，力求拓展现代企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
以改革精神大胆选拔任用贤能之士
荀子治国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王制》一文。其开篇就阐明了治国应重视人才的观点。“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总是需要许许多多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去推动和支撑，所以要做到对有才德的人不应该按照等级制度确定的次序而应破格提拔;对于无德无能的人就立刻予以罢免。这说明当时荀子对人才的选拔制度进行了审视，希望能对当时的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充分体现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较为进步的人才思想。
应当看到，当今的企业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和人才工作的理论及实践均有了空前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取胜的思想观念在很多经营管理者的头脑中已生根。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人才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生产和安全管理过程中，在财务管理、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方面亦更加明显，人力资源战略在企业总体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和战略人才，其极端重要性早已显现出来。
荀子在2000多年前已经洞察到这一点：“……王夺之人，……夺之人者臣诸侯……”，说明当时国家在战乱中生存甚至于要成为诸国之王的战略手段是人才的争夺。现代一些著名企业也同样将著名的军事法则运用到“商战”中，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人才争夺大战。获取人才已经成为企业经济资源争夺战的首要任务，也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故君人者，……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企业人才政策不仅体现在千方百计地“引人”方面，同样也应表现在科学合理地“育人”方面，通过对人才的培养，为其制定职业生涯计划，在提供优厚待遇的同时，用合理的竞争机制和其个人强烈的事业心与价值认同“留人”，更重要的是要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实现企业最终的“用人”目的。
以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荀子的“礼治”思想深刻影响着后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他强调礼义文化对人的影响，比如，社会治理从“礼治”而“礼制”到“礼教”文化，形成一种符合和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以彰显制度文化的内在力量。荀子这种观点同样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具有净化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经济意义。他认为，“礼义者，治之使也”，把礼义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强调建设和尊重礼义，尊重自然规律(天地、伦常)，并且协调和始终不渝地执行。一个国家对“礼义”的荒废或漠视将导致国家精神的涣散，国家无凝聚力、战斗力，最终要衰败灭亡。而企业管理亦同此理，即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有“礼义”的概念，“精神”的动力和约束，即体现在企业文化层次上的某种价值认同。这在西方美欧企业的早期管理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二战后的日本将先进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相糅合，形成了一套以“忠诚、孝顺、智慧”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使其成为企业管理的制度基础，在与其他西方文化背景的企业竞争中，充分体现了其生命力。
“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使下谓之君。……政令时，百姓一，贤良服”。即建立礼治和形成一种文化(礼教)，是保证各项事务和谐运行的条件。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企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视为另一种“礼治”：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层，剔除物质要求和制度框架后，企业最终靠的是人的价值认同，是一种能够自行运作的隐性条规，是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的内在生命力。通过不断升级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在竞争中发挥超出一般市场经济规律的资源聚合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应该体现在技术创新和有效资源的控制方面，同时更应该稳固地建立在一种强势的企业文化基础之上。视企业文化为物质手段以外的生产力，重视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将是企业长盛不衰和新的盈利增长源泉。
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创立的六西格玛体系在该公司后来的企业管理中成为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并陆续被其他大型企业学习借鉴，并要求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使成功采用这些管理办法的企业受益匪浅。从竞争的表现来看，竞争将从产品形态的使用功能、产品价格的初级竞争态势逐步发展为文化的竞争，即企业卖的不仅是实物形态的产品，而是凝聚了一定企业文化的产品，也就是说，企业销售的是一种文化，通过文化来提升自己和顾客。由此可见，对古典理论不应简单地认为已经“无用”或“过时”，而应批判继承，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意义，彰显出新的生命力。
以制度建设构架企业功能的组织体系
荀子注重“礼义”建设，不仅说明形成礼义文化对国家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单从其“礼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就可见当时对治理国家的合理的制度建设的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如荀子在其《礼论》一文中集中阐述了礼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而其在《王制》中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制度建设对保证和激发组织功能的实现和扩张的作用已可见一斑，同时也能看出其“礼治”思想在制度建设和组织结构优化方面的经济意义。
现代企业要求企业以制度管理企业，而不能实行“人治”。中国企业“人治”现象比较普遍，积极作用是规模小的企业可以通过极少数人的快速决策保证一定的“效率”;负面作用则体现在往往由于企业规模较大、决策机制不健全、相关决策信息质量不高以及决策人的素质较低等因素使得很多非科学决策导致了资源浪费和造成经济损失的“效果”。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合理地限制“人治”，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防范经营、投资等领域风险的重要课题。荀子治国思想中的制度安排不仅仅体现在对“礼义”的重视方面，而且在具体操作方面，如对“帝王之制”及组织结构设置和职能分工上也进行了详细阐述，如提出宰爵、司马、司徒、司空等各级官吏和辅助职能的机构和人员如能按照制度尽心尽力，则君能为王、国可增强的局面就会水到渠成。这应该作为企业全面梳理内部制度的典范。
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竞争机制、业务循环体系、各项经济资源管理体系等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建立一个自我约束和自我调节的“制度生态系统”。组织结构是企业管理体系的骨架和脉络，中国企业承袭于中国行政管理的思维模式，往往是先设立组织机构，搭起架子，再分派业务;而按照荀子的看法，则是先有各类需要管理的事务，才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这些管理者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发挥才能，使所有的事务均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就如同现在企业管理术语中常讲的“治理结构”、“流程管理”等。但是国家治理与企业治理毕竟不可等同，利用荀子的治国思想来审视企业的组织功能和组织管理，也只是利用了先贤们的一些国家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思维方法。
正确地认识组织功能，才能制定合理的组织制度。但是对于企业组织的认识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重新和较全面地给予企业以组织定位。如煤炭企业在国家市场结构调整和整个能源链条中的地位，决定了其脱胎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被动的生产车间式的组织功能，而一旦转换到相对完全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也就意味着组织功能的调整。可见，对组织的再认识是企业获得新生的必要的理念更新。制度安排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保证信息的高效上传下达和组织内部的横向沟通，并与外部相关环境的变动“共舞”。因此，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系统必须是科学的和与时俱进的。
通过对荀子思想有关论述的学习，在于建立一种环境，即国家需要有一种谦逊而好学的氛围，“听者，则王者之事毕矣”，即善于学习，尊重和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管理的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