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的这个赞誉之词，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冠在林则徐头上的，但我却觉得不妥，真正我中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之人，非徐光启莫属。
但二人的声名现在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上，林则徐因为一次“虎门销烟”，使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大名，这也是鸦片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从此的中华民族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史。
反观这徐光启呢?似乎现在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官方是将其定位在中国古代科学家的位置上，邮电部发行的邮票中，将他是同黄道婆、李冰和贾思勰一起发行的。
将徐光启定位于科学家这并没有错，但他是哪个领域的科学家却是很难界定的，黄道婆的纺织、李冰的都江堰，贾思勰的《农政全书》，他们的功绩都很容易界定，而这徐光启怕要罗列一堆。
可以说徐光启的发现和发明，以及继承和推广之功是方方面面的，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就是托福于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天天查询的历书就是在他手上最后定型的。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代著名科学家，进士出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
他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尤精晓农学，同时他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71岁时病逝，崇祯帝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徐光启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中官职最高，科学研究最广之人，而且他还有个特殊身份，他是天主教徒，教名保禄，作为一个熟读儒家经典之人，这样的身份可谓是空前绝后，而他还做到了众多儒生梦寐以求的高官，这是否可以说也反映了当时朝廷的一种包容。
他的身份的确不能以一个科学家就能包括的，除了数学家、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及农业专家这些同科学有关的名头外，至少还应该冠以晚明大儒、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这些头衔，也可以说，徐光启是个一等一的全才。
他的家庭在早期也还算很不错的，他的祖父靠经商致富，然而到了父亲手上时便败落了，以至于是务农为生，但他对子女的教育抓得还是很紧的，徐光启少年时一直在龙华寺读书，而且19岁便考上了秀才。
可是后来的科举之路却很是不顺，多次乡试不第，只好回乡以教书来养家糊口，并且还要帮家里干农活，为了挣更多的钱来养家糊口，他不得不远赴两广去当家庭教师。
35岁时，徐光启再次参加科考，母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粮食为他筹措路费，他挑着行李，走了上百里的路方才到达考场，没奈何还是名落孙山。
但是，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发榜前夜，当时的主考官，也是著名学者的焦宏复查落选的试卷时，看见了徐光启的答卷，不禁拍案叫绝，感叹道：“此名士大儒无疑也!”，遂将列为此次考试的第一名，而他的这篇文章，还被编入《读墨简练百篇》，成为全国秀才们的学习范文，这真是世事无常啊。
得中举人之后，又隔了七年他才考取进士，所以徐光启曾自嘲是“爬了一辈子科举的烂路”，但金榜题名也改写了他一直低谷的人生，他入翰林院并被选为庶吉士，按照儒林正常的仕途规律，其前途一片地光明。
然而，徐光启并不是一个热衷功名之人，他参加科举是为了改变困窘的家境，以及跃出低下的社会阶层;所以，在他还埋首那些科考的必读书的同时，就读了很多经世济民的实用书籍，其中当然也包括兵书和科技书籍。
说起徐光启，必须要提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之人，那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于近代外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这传教士的声名在国人心中很是狼藉，他们的传教被视为是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武力入侵的急先锋。
对西方传教士于我国的善恶功过就不讨论了，一是复杂，二是见仁见智，根本不可能有定论，在此要说的是，当时的耶稣教会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技术，作为传教士，利玛窦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喜的是，那个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并没有如后来大清王朝对外来文化盲目的排斥，处于一种新奇和接受的境界;所以，利玛窦以其最先进的科技和文明，在中国很快就得以立足，并在明代最高领导层得到了充分的信任。
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徐光启在38岁时结识利玛窦后，立即被其渊博的学识所折服，第二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
他意识到，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解决国内众多的现实问题，于是，他便潜心研究适合于国情的科学技术，决心用这些科技来帮助大明王朝走出困境。
他首先同利玛窦一起，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此之前，国人心目中的“几何”一词，总是带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意，正是在徐光启的开启下，一个带着自然科学含义的“几何”走进了国人的心中，“点”“线”“面”“角”等术语第一次为国人所接受。
后来的他，又借着回乡丁忧之际，编纂整理数学文献，完成了《测量异同》与《勾股义》等科学书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完善的数学系统，一些如《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这类的学术著作，都是很独立的作为另类著作被打入另册而不被世人所重视，而正是自徐光启开始，数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学科开始在华夏大地渐次普及，可以说，徐光启是我国数学学科真正的奠基者。
在撰写这些科学著作的同时，他还做了一件名垂千古之事，即培育番薯，并写出了《甘薯疏》《芜菁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文献，所以，他不仅是位数学家，还是位农学家。
可别小看这种植番薯，这东东原产于南美洲，后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这种植物不仅产量大，而且适应力极强，当时被为奇货，“禁不令出境”，万历年间被一位陈姓之人偷带回国，在广东和福建一带种植。
又是徐光启，他敏锐地意识到番薯对我国人多地少实情的缓解作用，托人将其带家乡进行培育并获得成功，他亲力亲为，并创造性地发明了地窖储藏法，他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著书立说，力图将这项利国利民的技术向全国推广。
可惜的是，当时的朝廷已被关内关外的一团乱事弄得是头晕脑胀，整个官僚体制成天党争不断，无人将这项成果以国家的名义进行推广，以至于只能在民间自发地进行传播。
有时我在想，如果这项成果能早几年，或者徐光启成功时，官僚机制运转正常，在全国推广这项技术时，是否就能缓解民众食不果腹的状况，如果真能这样的话，西北的农民也不会在自成的一呼之下，一呼百应，没有内患，何愁关外那几个满鞑子闹腾，我大明也不会亡国了，是吧。
丁忧期满，徐光启回到朝廷，因其天主教徒的身份受到一些大臣的侧目，他便索性辞职去了天津，在天津他组织开垦了大片盐碱荒地，通过治理盐碱，改进水利灌溉，终于让南方的水稻在天津落户。
并且根据经验，写出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农学专著，所以，可以说徐光启是名副其实的农学家。
长期的农作物实践，也使得徐光启对当时普遍实行的《大统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现行历法与“天度不合”，遂毛遂自荐，请求重修新历并获得批准。
徐光启首先我国历来的一天12个时辰，以每天24个小时来进行了转换，大胆将西方普遍使用的《格里高利历》移植于中国历法中，从而编制出适合中国的《崇祯历书》，但可惜的是，这一历法在徐光启生前并示得到批准和推广。
他第一次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这对当时中国传统观念上对天地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所绘制的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而他所著之《简平仪说》及《平浑图说》等著作，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天文学界的地位，所以，他是一位中国少有的天文学奇才。
他为官清廉，在晚明吏治的污潭中，他就如同一股清流，“出污泥而不染”，当他担任吏部尚书，手握官员任命大权之时，门庭若市，多少人向其行贿以求进阶时，史载他是“一概谢却”。
对此，《明史》是有着明确地记载：“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而野史《罪惟录》则说其为：官邸萧然，敞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去世时，家里除了留下几束书稿外，一点多余的财产也没有。
大名士张溥对居官而贫的他也是赞赏有加，他说道：“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可见他对徐光启的评价之高。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朝廷重臣，面对内外交困的糜烂之局，自是要用自己的一已之长为国家尽一份职责，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挽救大明王朝日益衰弱的糜烂之局;所以，他在竭力推行农政的同时，更是对强兵作了最大的努力，那令满人闻风丧胆的红衣大炮，便是缘自于徐光启的大手笔。
萨尔浒战败后，徐光启上疏请求练兵，并提出要配备西方先进的火器，但却因军费问题而迟迟没有得到落实，于是，徐光启只能自筹资金，利用自己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澳门购买了小部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名为“轰夷大炮”，即后来俗称的红衣大炮。
徐光启积极改造火炮技术，又注重引进西方的火炮，甚至对火炮攻城、步骑炮结合的战术都有研究，他撰写了《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著作，所以，徐光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人。
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是著名的火器专家，当时正在兵部尚书孙承宗手下受到重用，孙元化仿造徐光启购买的大炮，制作了很多火炮列装了军队，用以协助袁崇焕守宁远城，而袁崇焕正是用这红衣大炮，一炮将努尔哈赤轰成重伤，不治身亡，这就是让大明王朝骄傲了许久的宁远大捷。
可悲的是，朝堂上是党争不断，由于不满阉党魏忠贤的弄权，徐光启选择了退隐，“冠带闲住”，全力著述他的科学巨著《农政全书》，现代之人很难想象，这部60万字的农学巨著，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曾经的当朝宰相亲身笔耕而成的。
然而，随着党争的激烈和辽东战局的日趋颓败，他的大弟子孙元化在党争中被冤杀，徐光启倾力相救无果，忧愤中，他不久亦闭上了才华横溢的双目，一代巨星就此陨落。
红衣大炮作为当时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热兵器，徐光启对此是认真地研习，他希望能造炮保国，一举扭转大明辽东战场上的不利局势，然而，他寄予厚望的炮兵部队，后来却成为满清王朝吊打大明的利刃，也在满人入关后，成为镇压南明和各地反清武装的杀手锏，这大概是徐光启没有想到的吧。
纵观徐光启的一生，其实也是充满着悲情色彩的，他一生苦读，年逾不惑方中进士;官场险恶，他历嘉靖、万历、天启和崇祯四朝，起起伏伏，于政治上无所作为，其利民救国壮志无以施展;
他虽居次辅之位，但却遇到了一个不没有担当，不愿负任何责任且疑神疑鬼的崇祯皇帝;他厌恶党争，对不顾大明王朝存亡，只顾自己小集团利益的党派之争深恶痛绝，他卓尔不群，不依附任何集团，“生无媚人之骨”，哪怕“言而不用，吾志则尽矣，复何求焉，又何悔焉!”始终保持着人格的完整。
他推广番薯，研制高产农作物，养活了很多人，可以说是明代之袁隆平，可惜当时没有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尤其没有推广到西北贫脊之地，使得西北成为焚毁大明王朝之火的燎原之地。
他翻译《几何原本》，为我国数学打下基础，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果然，三百年后，几何成为中学生必学的科目。
他编纂《农政全书》，制定《崇祯历书》，可自己生前却没能看到其面市刊印;他研习火炮，却成为满清攻克大明的利器;他位居次辅，却保不住爱徒孙元化的性命;他建议采用的24小时制，直到民国成立后才被颁布实施。
他归葬故乡，又因子孙在此繁衍生息而被叫作徐家汇，可现在这大上海的副中心，却没几人记得这故土是因他的回归而命名的……
虽然在政治上，徐光启的政绩是乏善可陈，因他对中华科学文明的贡献，而被归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行列，但是，他作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应该被我们铭记在心的，这要比后世的林则徐或魏源要早了两百年之久。
作为我国中西方交流第一人，徐光启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正如现代学者江晓原先生所说：“说这个人是一位科学家是贬低了他，这个人比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都要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