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明宣宗是明君吗 清朝人是怎么评价这位皇帝的

历史上的明宣宗是明君吗

《促织》说，明宣宗年间，宫中盛行斗蟋蟀的游戏，地方官吏为了获得极品供奉给皇帝取乐，借机媚上邀宠，为自己升官谋取资本，在民间征收蟋蟀。老实忠厚的成名被迫去抓蟋蟀，因为交纳不上一只好的蟋蟀，被官府打得两股间脓血流漓。成名的妻子遂向巫婆求教，成名根据巫婆的指点，终于抓到了一只上等蟋蟀;但是好奇的儿子却不小心弄死了身系全家人性命的蟋蟀。成名夫妇“怒索儿”，儿子害怕、投井自杀。最后，为了挽救 全家人的性命，成名之子魂魄化作了一只勇猛善斗的蟋蟀，被献给了皇帝，并且各级官员以及成名全家都因为这只蟋蟀而获得了丰厚的奖赏。

在这个故事中，蒲松龄以极其严肃而且冷静的态度，揭露了统治者对广大人民从精神至肉体上的极度摧残。

但是，蒲松龄的好友，对蒲松龄的创作一向关切的王士祯，虽然一方面不得不对“以草虫织物，殃民至此”表示遗憾，另一方面却也对故事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因为明朝宣德年间是治世，明宣宗也是明主。而他的台阁大臣又是“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以及夏元吉等诸位老先生，这些都是治世能臣，恐怕殃民只是一时的误传吧。

不得不说，王士祯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宣德年间距离明朝开国已有数十年，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好大喜功，连年征战，搞得民不聊生。但明宣宗却不同，他是一位较为贤良的一个。明人张千垒所作的《名山藏》就称赞他对百姓“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义”、“闻四方有水旱蝗虫之灾，忧形于色，遣人赈救，如恐不及。隆冬盛暑，苏洗冤狱，奏上刑名，垂神省察，并从轻典”。

而在清朝人所修的《明史》中，对他也是赞不绝口，称赞他勤政爱民。在《宣帝纪》中，还记述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年在天降大雪的时候，视为丰年之祥而作《喜雪歌》;他曾作《织妇词》，“复绘图揭于宫掖及戚里，令知民事之艰”;他还作有《悯农》、《减租》等诗，赐予臣下。在《捕蝗》这首诗中，他说道“蝗虫虽微物，为忠良不细”，感叹“伤哉陇亩植，民命之所系，一旦尽于斯，何以卒年岁”，告诫臣下“拯民于水火，勗哉勿玩惕”。

当然，这些诗不见得有多高明，顶多比打油诗要好一点，但诗中一片真诚可见一斑，贵为天子，能知稼穑之艰，能如此体察民情，真可谓是难能可贵了。

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朱瞻基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 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

朱瞻基天资英畅，敬礼大臣，勤恤民隐，慎于用人，严惩贪官污吏，或说臣下有过失，密加详察，实则加罪，诬陷则重惩诬告之人。由于他出色的治理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这些都说明明宣宗的确是一位仁政爱民的有道明君。

但是，斗蟋蟀又的确是他的爱好。明人王世贞在《国朝从义》中说：

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令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

这语气可真是急切的。

这并非孤证，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有相似的记载。

况钟是明代有名的清官，据史书所说，他性格刚直，为官清正，能谋善断，不阿权贵，多次为百姓减免赋税徭役，在文学作品中一直都是正面形象。但在这两本书中，都没写他接到圣旨之后的反应，恐怕他对这类无伤大雅的游戏，也不好公开反对。

然而，还真的有人因为征收蟋蟀而丢掉了性命。

吕泌的《明朝小史》卷六的《宣德纪》是这样记载的：

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胜贵，至数十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

宣宗皇帝酷爱斗蟋蟀，派人到江南取回蟋蟀。蟋蟀的价格直线攀升，要卖到数十两银子一只。当时在枫桥又一个管粮仓的官吏，被郡守派去找蟋蟀，在找到一只最好的蟋蟀后，他用自己所骑的马交换了这只虫子。他的妻子见这虫子竟然是用骏马换来的，心想必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于是偷偷的看了一眼，结果蟋蟀跳出跑走了。妻子非常害怕，于是就上吊自杀了。丈夫回来后，对失去妻子感到很痛心，而且也惧怕法律的惩处，于是也上吊了。

这样的血腥气十足的故事，想必宣宗是听不到的。全国各级官员在征收蟋蟀之时，也是绝对不会将这类故事上报朝廷的。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只会像《促织》上所说的那样，利用手里的职权想尽一切办法去捕捉各种蟋蟀，而不惜搞得民怨沸腾。

这样的事情自然不是宣宗的本意，如果他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估计心里也会觉得十分的委屈，不就斗一下蟋蟀吗?娱乐一下嘛，作为天子，也有娱乐的权利嘛!又怎么会搞得那么不堪呢?

其实，历史上比这糟糕的事情多得去呢!正如古歌谣里所说的那样“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帝王的嗜好，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给全社会带来极大的苦楚。这也正如蒲松龄在《促织》的结尾处所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即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要忽也!”

按想明宣宗的本意，未始不想做个好皇帝的。他也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仅有的这点嗜好会给民间带来如此巨大的痛苦。据此而言，人们其实也还是体谅他的，并没有仿照南宋末年给那个爱斗蟋蟀的奸相贾似道称为“蟋蟀宰相”的例子而给他套上一个“蟋蟀天子”的帽子，大概也是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有着极强的爱民之心这点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