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在东方其传播之广泛，喜爱程度之深，可以说对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在以中、日、韩这三国中，各家流传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这除了各国本土的文化特性以及民族属性以外，关羽这个人物最大程度代表了这种喜爱的差异化。
虽然中日韩都有关帝庙，但是真的把关羽当作神明来供奉的也似乎只有中国人。在韩国首尔有两座关帝庙，但游客相对稀少，这两座庙说起来也是因为中国人而修建。在当年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中，为了满足明朝军队的信仰而专门修建的，韩国本土并没有对关羽的信仰，当时的朝鲜国王宣宗迫于明军的要求，在关羽诞辰日也务必盛装祭拜，所以韩国对关羽的感情也比较复杂。
三国的故事在日本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日本人会经常拿中国的三国人物与日本战国时期的将军们相对应，比如曹操对织田信长、德川家康对司马懿、真田幸村对赵云、上杉谦信对关羽等等，可以说是有历史的熟悉感。另外近代小说家吉川英治根据《三国演义》改写的《三国志》小说，为现代日本人接受三国奠定了基础。其主线以曹操为开始，以诸葛亮为终结，整体的基调是志向宏伟远大、杰出的人物在智勇中展现忠肝义胆。但对于关羽的描写较为平淡，在日本也基本上没有对关羽的信仰。
在日本学者的眼中，中国的关羽信仰就显得颇为有趣，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信仰，日本学者以第三人的角度从关羽身上看到很多中国文化流变所带来的影响。现为日本三国志学会事务局长、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的渡边义浩，对关羽的“封神”就非常感兴趣，在众多资料和对中国文化信仰的理解中，展开了对关羽的研究，并集结成《关羽：神化的〈三国志〉英雄》一书。在书中以中国的《三国演义》和史实中的关羽为基础，对关羽的武勇、义绝、显圣、封神，小说中内容的虚构以及对华人关系网的影响等方向进行了解读。
【 由史实到文学 】
最早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关羽虽在排次上位列蜀将之首，但在当时相比较文士而言，武夫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也没有特别之处，对于蜀汉之臣陈寿而言，关羽只是个武将而已并无特别。而后在刘宋裴松之的补注中丰富了《三国志》的相关史料。对于关羽来说，当时已经无所谓曹魏正统还是蜀汉正统，因此补充的材料较为客观,关羽的更多资料也被补充了进去,比如关羽爱慕吕布手下秦宜禄之妻，向曹操请求却被横刀夺爱的事也被记录在内。
可以说在正史《三国志》写成，及裴松之写注的那个时代，关羽还是一名普通的武将，在他身上既有过人杰出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一面，历史什么样关羽就是什么样，并没有掺杂其他东西在里面。
后世的发展中，三国故事走向民间，在宋代亲蜀汉、疏曹魏的趋向已经逐渐成势。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当时人们将整个局势与三国相关联，南宋朝廷就好似以天下大业为目标的蜀汉政权，虽有雄心壮志但偏安一隅备受欺压。而将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看作是曹魏的化身，虽实力强劲但来路不正，没有道义的支持只靠武力的野蛮侵略。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已经为三国这段历史的民间形象定了型。而文学作品出现后，影响力更是成倍增加，关羽的形象此时已经被突出出来。
《三国演义》的“嘉靖本”开篇，附有弘治七年蒋大器为之作的序，在序中阐述了历史上“春秋大义”的重要性，点明了这部小说中突出的重点。在历代版本修改中，清代的毛纶、毛宗岗父子批改过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人对三国的基本认知，其中承袭着以朱熹所著的《资治通鉴纲目》为核心的价值观，对三国的故事进行整体改造：曹操“奸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这“三绝”成为《三国演义》对于人物刻画的核心。
作为平话小说，在当时被公认为无价值的读物，为了大众读者闲余而创作，迎合读者胃口以及市场环境，成为它的宿命。现今的《三国演义》早已不是当初罗贯中所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在大环境中不断地被打磨被重新塑造后，成为今天的模样。关羽也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脱离史实，去掉人性丑陋的一面，逐渐封神的。
【 七分实三分虚 】
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在三国故事的历代流传中，秉持着以史实为基础的原则进行改编。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又经过历代修编，最终有了这个评价。除了文学的艺术加工之外，那三分虚构对于我们现代人理解三国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关羽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三分虚”虚在哪儿?为了什么目的而虚?需要达成什么效果?这在作者渡边义浩对于关羽神化的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作者以流传最广的毛批《三国演义》为底本。毛宗岗本着关羽作为“义绝”的目的去修改，使关羽的形象完美化，成为兼具义勇的完美形象。在作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这种最能表现关羽武力的故事，作为虚构的存在，极大程度增加了对于关羽个人武艺的钦佩程度。但如果说武艺的话，吕布从来都是公认的个人武艺最强者，而说到行军打仗军事指挥，曹操才是无可比拟者。如此看武艺在关羽的神化中，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并没有那么重要。孤立地看关羽其实并没有什么亮点，而在文学处理中，对比着看，尤其是和书内第一大反派曹操的对比中，人们才会发现关羽的过人之处。
《三国演义》中，有两个极为精彩的虚构故事，让“三绝”的地位有了明显的高低，也让关羽的形象升华超脱。“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读者们并不陌生，在这之前关羽降汉不降曹的大义以为人所通晓，在历史的乱世中，君主失势，树倒猢狲散的事情经常发生，不忘旧主，不顾新主优待的事极为罕见，也极为值得歌颂。关羽降曹不假，归刘也是真，但其中的情节历史上并没有描写，这便给了小说家发挥的空间。
在千里走单骑之前，有个虚构情节，曹操安排关羽与刘备的两位夫人共处一室，企图乱了他们的君臣之礼。这可以看到浓浓的儒家礼教思想，其实在东汉时期儒家的礼教思想并没有后世那么浓厚，对于守节与失节一事，也是在宋代之后才成为礼教的大防。我们看同时代的明清小说，很多艳情故事都是以此为前提发展而来的。可见后人基于自己时代的特点编造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过效果却格外的好。关羽面对曹操的计谋毫不动摇，在门外站了一宿。这一行为凸显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不因刘备在不在场而变动，将对兄长的尊重转移给了嫂子。同时这故事，也凸显了“奸绝”曹操，让他的奸更为突出。
真实的历史上刘备奉袁绍的命令在许昌周围骚扰打游击，其实关羽只需要带着两位嫂子出许昌城就可以与刘备会合。然而后人不惜编造关羽绕行千里，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将他的形象重点突出，一方面关羽遵守了对于刘备的诺言，保护好两位嫂子的安全;另一方面本来斩颜良诛文丑已经还了曹操对于他的恩情，这下因为擅斩魏将又欠下了曹操的人情，为之后的华容道义释曹操埋下了伏笔。可以说这件虚构故事的巧妙，既在小说结构上合理，又给关羽加了一层光环。
【 “三绝”与忠义 】
虚构的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更是为关羽在义的矛盾冲突中做了很好的诠释，得到了一个几乎读者都满意的结果。赤壁之战吴军作为主力打赢了曹操，但在“蜀汉正统论”的背景下，加入了诸葛亮与周瑜暗斗的主线，再辅以“借东风”等故事，让刘备一方成为决定因素，后又有了关羽义释曹操的故事。
诸葛亮明知关羽欠曹操恩情，还要上演一出立军令状的戏码，这种看似“奸猾”的手段，目的也是为了突出关羽的义。如果没有军令状，关羽放曹操的意义便大打折扣。对刘备和汉朝廷来说杀曹操是忠，而对自己来说放曹操是义。本是个两难的选择，但有了军令状之后，关羽可以通过放弃自己的生命而寻求忠义两全。忠本身有种权力关系在其中，有一种强制力，臣下为主上而牺牲，似乎是古代对于“忠”的固定理解。忠或许不是个人选择，但“义”便与之相反了。
义在道德约束层面，没有忠和孝的那种强制力，纯然出于自己对于礼义廉耻的理解，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在此处，关羽为了敌人而牺牲自己，为了心中的仁义而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才能跳出忠的范围，而突出义。同时这种境界已经是超乎常人了，将关羽的品行进一步神化。为此，罗贯中不惜损害诸葛亮的形象，使他明知关羽弱点却还要用他，诸葛亮的狡黠更反衬了关羽的大义。虽然小说中又描写了对于此事诸葛亮的反对和借故顺应天意等为诸葛亮挽回形象的故事，但是这个“坏人”终究还是让诸葛亮当了。
由此可见，虽然《三国演义》突出了“三绝”，但在作者和修改者们的心目中，三绝的高低次序在《三国演义》中早已排好，对关羽的偏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渡边义浩的研究中，关羽封神之路远不止这些，比如因为关羽出生自山西解州，那里的盐池自古便是极大的商业资源，关羽在当地由盐池的守护神变为中国百姓心中的守护神，发源于山西遍布中国的晋商在推广传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海外华人关系网最初也是以商帮为雏形，在不能以血缘关系凝聚的海外，“义”的代表——关羽，成为海外华人凝聚的信仰基础。关帝庙成为关系网中的中心据点，以信义凝聚华人，进行互帮互助，通过在关羽面前起誓结成互相信赖的关系，这都是在关羽“义绝”的基础上所延伸而来的。还有蜀汉正统论与宋朝时局的结合以及清朝满族人对于关羽的感情等等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关羽如何从一个人物变为一种信仰最后再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历程。一种完美的存在其实寄托了人们对于自身不足的否定，也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的向往，而关羽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在人们的自我对比中逐渐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