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居正这人，恐怕都不陌生。确实，作为明朝内阁首辅的代表，张居正的知名度是毋庸置疑。不过人们对他的认识却常走向两个极端：有人觉得他改革有功，是个对得起朝野的名臣;也有人觉得他是奸臣之中的奸臣，是明朝政治黑暗面的代言人。
对于不熟悉明朝历史的人而言，张居正反倒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今天就来尝试理清一个问题：为什么张居正贪腐严重却也被称为一代“名相”?
中国有千年的“相”的历史，皇权和相权的斗争也持续了千年。直到明朝初年朱元璋借由胡惟庸一事裁撤了宰相，中国历史上的“相”才在名义上消失。是的，名义上。因为在一百多年后，以张居正为典型的内阁首辅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
张居正这人，看起来是典型的风雅士人。他眉目轩朗，留着打理得当的长须;他的穿着总是透着一股雅致，即讲究又不至于高调;他的书房整洁光亮，摆放井然有序;他总是在出门前在身上擦一点香膏，即便是去上朝也是如此……而他的政治伦理追求，也充盈着士人的气息。
我们大抵可以把他的政治伦理追求归纳为两点：其一，追求王道政治;其二，追求国富民强。
从小耳濡目染地接受“王道政治”思想的，并非张居正一人。作为一位传统的儒生，和他同一时代，乃至清代的士人，都受到熏陶。
而“国富民强”，即便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人，对于这个追求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况且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帝王耽于享乐，朝廷混乱无序，百姓终日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居正要追求国富民强，帮助百姓们脱离苦海，人们又怎会对张居正的态度视而不见呢?
从为政的出发点来说，张居正是顺应时代大流和人民期盼的。他的出发点就是他最初的标签，是当时的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在这样的印象之中，张居正的实际言行又巩固了人们的这种认识。
张居正推动的改革，在执行上时常都是到位的。不仅湖广总督陈王谟、辽王朱宪炜、黔国公沐朝弼等贪腐巨头被他杀鸡儆猴，地方官的行政要求也被更新。而他最有名的“一条鞭法”，则让朝野最直观地意识到这位首辅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一条鞭法”使得服役货币化、白银化。因此大批劳动力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得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务农还是务工，也可以自由执业。随后边地和山区的农业发展起来，农业生产力从整体上得到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雇佣关系越来越多的出现……且经济基础的变化很快就带来了“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这样的思想文化转变。
客观地说，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这个名字成为了这场改革和明代社会转变的一个代名词。在这样的观念逐渐成型的时候，张居正的个人过失就与“张居正”形成了一定的脱离。
张居正确实一面惩治贪腐，一面又自己隐晦地接受贿赂。他的家人，因为其关系不仅富裕得骇人，还成为了地方一霸，横行乡里。而张居正本人并未直接接受贿赂，他的家人也只是在本地兴风作浪，所以在全国来看张居正依旧是那个风度翩翩的优秀首辅。
且他其实也是个惜才的人，不仅曾亲自主持过隆庆辛未(1571)的会试，还提携过不少青年才俊。万历初年，当从儿子那得知才子瞿九思含冤入狱，张居正慷慨地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伸出了援手，并最终解救了他。
因而与张居正共事多年的大臣高拱，在退休后写作的《病榻遗言》中也坦言，张居正在才学、行政能力和官声操守等方面都值得肯定。
其实就像我们对待秦始皇、唐玄宗和王安石等人一样。秦始皇本人曾下令焚书坑儒，但他一统天下的功绩也无法被否定;唐玄宗缔造了一个盛世，而他也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王安石被列宁视作一位“改革家”，可他也因为党同伐异，玩弄权势而差点被写进《奸臣传》。张居正身上有无法掩盖的污点，也有无法否定的成绩。辨证地去认识他，贪官也好，名“相”也罢，他其实都担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