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仓儿案，是发生在明朝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的一起民事纠纷案件。起初，案件是由于满仓儿被贩为歌妓，引起的一系列民事纠纷，但是，后来由东厂的参与及六部官员的反对，成为一个政治打压事件。此案亦是明朝中期宦官干政的一个表现，由于太监插手，袒护逼良为娼的乐户，审案官员反受处分。全案过程错综复杂，本已弄清真相的小小案件，发展为“三法司”会审，最后，由部院大臣和谏官们组织“廷讯”的大案。又因都御史附和厂监，初审的官员依然受累。此事激怒了刑部一位小官，上书揭露厂、卫不法行为，要求改良司法。因此，被同时代的文人作为典故加以记述，后来还载入正史。
案件的历史背景：明朝弘治年间，千户吴能将其女儿满仓儿交给媒人，媒人卖给乐妇张氏，并欺骗她称：“此女是周姓皇亲家的孩子。”此后，满仓儿又被转卖给乐工袁璘。
吴能死后，吴能的妻子聂氏，长期不见女儿回来，产生怀疑。四处打听，终于在歌场中找到满仓儿，要她回家。但满仓儿认为父母出卖自己，以致沦落为妓，由怨生恨，便横下心来，不认生母。聂氏只得率同儿子，强迫她返回家中。可是，袁璘不愿失去这棵摇钱树，最初向聂氏说好话，表示愿出十两银子赎回满仓儿，被聂氏拒绝了。
袁璘认为，满仓儿原是自己花钱向张氏买来。尽管姑娘的亡父是个官，但无钱无势，他同样不放在心上。用银子赎回姑娘的要求碰壁后，就无所畏惧地直接向刑部提出控告，希望能够索回满仓儿。
刑部郎中丁哲，传集双方当事人，和员外郎王爵会同审理，弄清了满仓儿被卖的真相。袁璘因强词夺理，被当堂笞责，回家后，过不几天，一病不起，死了。经御史陈玉、刑部主事孔琦验尸，由袁家负责安葬。满仓儿则断归聂氏。
东厂宦官杨鹏的侄子曾与满仓儿通奸，于是，他指使袁璘的妻子向杨鹏申诉冤情，且命令乐妇张氏认满仓儿为其妹，又命令贾校尉嘱咐满仓儿串供。媒人便称，聂氏之女先前曾卖给周姓皇亲家。于是奏章下发镇抚司，判定丁哲、王爵等人有罪。又下交司法官、锦衣卫审判此案，并到皇亲周彧家调查满仓儿事，没有找到。随后，命府部大臣与给事中、御史当庭审讯，乐妇张氏与满仓儿遂透露真情。都察院遂上奏，丁哲因为公务行刑致人死亡，应判处徒刑。王爵、陈玉、孔琦以及聂氏母女应判处杖刑。
刑部典吏徐圭对此判决草拟，感到愤愤不平，于是直接上疏称：“聂氏女一案，丁哲已经审讯清楚。东厂杨鹏拷打聂氏，使其屈从诬陷，此致使镇抚司也一同被蒙蔽。陛下命令司法官与锦衣卫会审，但官员又因畏惧东厂，不敢公开审问，以致朝廷审讯时才不能隐藏。满仓儿诬告其母，却只拟定为杖刑，丁哲等人无罪却反被处以徒刑，轻重颠倒到这一地步，都是东厂威逼劫持所致。臣在刑部任职三年，看到审讯盗贼，多是东厂官员擒获，有声称校尉诬陷的，有声称校尉替人报仇，有声称校尉接受首犯赃物而被迫顺从或令旁人抵罪的。刑部官员明知内情，却不敢擅自更改一字，这是所以天灾怪异事情频繁出现。臣请求陛下撤销东厂，并在菜市口杀掉杨鹏叔侄、贾校尉以及满仓儿。贬镇抚官员到边缘地区戍边，晋升丁哲、王爵、孔琦、陈玉等人各一级，以洗清他们的冤情。那么，天意可以挽回，太平盛世也可到来。如果不取消东厂，也应举荐谨慎敦厚的宦官，如陈宽、韦泰等人执掌，仍选拔一位大臣参与共同理事。镇抚司审理刑事，也不应当由锦衣卫官员专任，并请求选拔在京各卫的几人和刑部主事一名，共同处理。或者三年，或者六年，更换一次，那么，巡捕官校，都不会再有作奸擅刑、诬陷无辜的人了。臣区区微身，左右前后都是东厂的人，祸定然不可避免。但是，与其死在此辈小人之手，还不如死于朝廷。愿砍掉臣的头，实行臣的建议，并将臣的骸骨交给妻子儿女归葬，那么，臣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怨恨了。”
明孝宗看过奏疏后，勃然大怒，命令下都察院拷问。都御史闵圭等人以所奏之事与事实不符，向孝宗请求治徐圭之罪。孝宗继续责求详情，众臣纷纷上疏称罪，遂被夺去俸禄各自不等。徐圭则赎回徒刑后，贬为平民。随后，给事中庞泮称，丁哲等人的决议审查已经三个多月，牵连入狱的人也多达三十八人，请求尽早审查释放。最终判决杖责满仓儿，送入浣衣局执役;丁哲供给袁璘的丧葬费，贬为平民。王爵和孔琦、陈玉都赎罪杖刑后，恢复原职。
此案反映了明代中期的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穷官员因贫，无法循正常途径出嫁女儿;民间的买卖少女等社会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