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来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却只是在表面承认了儒家的社会地位，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儒家依然不受待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期，儒家才真正在政治上崛起。如果说秦朝政治是法家为主导思想，那么汉朝政治主导思想就是由法家到儒家的演变过程。
我们常说汉承秦制，但实际上，汉朝只是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保留了下来，但是汉朝也对自己的官僚制度做了本土化的调整，其中调整最大的就是三公中丞相的地位。
汉朝的丞相中，最著名的就是汉初的萧何。萧何在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后，被委以重任。在刘邦死后，还辅佐了刘邦的继任者汉惠帝一段时间，可谓是位极人臣。
不过纵观整个汉朝时期，大部分的丞相都很憋屈，甚至有不少丞相都不得善终。
西汉在武帝时期产生了内外朝制度。就是将当时中央行政机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皇帝近侧的内朝，内朝官员官位普遍不高，但却负责检阅筛选奏章，有直接向皇帝献策的权力，并且负责传递皇帝的决策;另一部分就是原本三公所代表的外朝，武帝将三公，尤其是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将决策权交给了内朝，而外朝仅保留了执行权。
后来到了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丞相连执行权都没了。丞相，成了一个调节德运风水的职位。
武帝时期，采取了董仲舒的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使得原本在秦朝备受打压的儒家，开始走上了政治前台。
不过在这个时期，虽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个字掷地有声，让我们觉得儒家终于开始成为国家正统思想，其他学说真的被罢黜了，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此时的儒家只是在名义上走向了前台，但还不是事实上的主流学派，在政治上不是主导力量。儒家真正成为国家主流，还要等到汉元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推崇的其实是和秦始皇一样的法家。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追求中央集权，他也与秦始皇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不过他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手段比秦始皇更加高明，也更加隐蔽，他的做法是：为法家穿上了儒家的外衣。
汉武帝一方面在全国各地推举贤良与孝廉，提高儒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重用一大批法家官僚——酷吏。
武帝时期共十三位丞相，只有公孙弘一人顺利度过他的职业生涯，在丞相位置上寿终正寝，其他人下场都很惨，要么被免职，要么被斩首。
公孙弘非常明白，一直努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汉武帝需要一个怎样的丞相，所以他秉持着无为理念行事，他在任期间，就是请贤论事和供养门客，其余什么也不做。而他之所以从那么多的官吏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他儒生的身份和他的名声。
而所谓的酷吏，是指执法时不掺杂私情，忠于国家法律，无条件服从皇帝命令的官吏。史记中《酷吏列传》记载了11人的传记，而其中10人来自汉武帝时期。
张汤作为武帝时期酷吏的代表人物，他在担任的是廷尉，就是当时的司法部长时，先后审理了淮南王、横山王、江都王的谋反案。
汉朝由于实行的是郡县与分封并行的郡国制，中央可以管辖郡县，但无法干涉诸侯王的事情。追求中央集权的汉武帝，一生都在致力于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因此被武帝提拔，以执法严明著称的张汤，对这些诸侯王肯定不会手软。
这些诸侯王，最后全部被他逼得自杀。让朝廷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封国，将国改为郡。在这之后，张汤升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与他同朝任丞相的是李蔡，他比前面说到的公孙弘还要没有作为，因此行政大权实际全部集中在了张汤手中。
最终得罪了太多人的张汤也没有善终，他被人诬陷出卖情报给商人以牟取私利。不得不满怀冤屈自尽身亡。张汤死后，法家出身的酷吏依然层出不穷。
武帝之后的汉昭帝、汉宣帝时期，虽然法家官吏依然是当时政治的主导力量，但是儒家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已经越来越高了。
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就是汉昭帝时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当时被推举的儒生代表，甚至可以与担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展开激烈辩论，并公开批判他经济政策的错误性，可见儒生们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参政议政权。
但是直到汉元帝登基，他执政时期任用了一大批儒家官僚，这时儒家才终于真正走上历史舞台。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的地位越来越高，精通儒家经典，就意味着打开了升官、参与朝政的大门。于是儒生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古人相信，天上是有神仙管理着人间的事情，可是神仙既不会说话，也没有一个形象。于是他们觉得，天上的日月星辰的变动，应该就是神仙们的意思吧。于是就把各种天文现象当作是神仙对人间的指示，天有灾祸，应该就是上天对人的警示。
当时三公职责之一就是调和阴阳，所谓的“调和阴阳”，当出现地震、干旱、洪涝等等反常的自然现象都是天命更改的暗示，也就是阴阳不和谐了。所以必须在出现这些现象之前，加以调和，这就是所谓的调和阴阳。西汉中后期，这一工作就是交给丞相负责。
如有灾异出现，首要原因就是阴阳失调，是三公的失职，轻则降低薪水，或者辞职，重则自杀谢罪。结果在当时，常常因为异常气象导致朝廷人事的变化。
儒生们也通过谈论礼制来影响政治。如果说议论灾异受命，是为了警示，与之相似的谈论礼制，提倡礼乐，则是为了对上天表示感谢。
礼乐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汉武帝时期的礼乐讲究排场，极为铺张。昭帝、宣帝时期的礼乐更多的是为了安抚百姓，礼乐的目的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到了元帝和成帝时期，儒生依据古代经典，开始讲究道义，注重民间习俗的改革。着眼于民间，儒生通过强调礼乐的不同作用而影响政治。
武帝时期，虽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家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政治主导权，武帝尊崇的依然还是法家思想，从他重用酷吏张汤就可以看出来。
汉武帝之后，儒家的地位不断提高，最后直到汉元帝时期，儒家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这个时期的儒生，主要通过谈论灾异和礼制来影响政治。汉儒喜欢谈论灾异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君失德。
秦始皇和汉武帝所行如出一辙，但是结果却迥然不同，秦始皇统一思想是告诉人民不许读书，手段是刑法，而汉武帝统一思想是告诉人们读哪一种书，手段是利诱。汉武帝将儒学和做官联系了起来，成功的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