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些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富豪们更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比如说，“赌王”何鸿燊去世了，有些人艳羡他好几房太太，有些人感叹他的传奇人生。
98岁去世，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年龄段，你大概率已经没有了朋友，也熬死了所有敌人，何老爷子做到了一个人几乎能做的和想做的绝大多数事。
他名为“赌王”，自己却不沾赌，并且不许子女沾赌;
虽然他的财富毕竟饱含了几代人和众多家庭的血泪，是在“人性之恶”的基础上完成了财富积累，但是老爷子又热衷公益，还斥资把流落海外的文物买下，归还给了国家。
仅仅用正面或者反面来定义他，不足以涵盖其一生的意义和全部。
有故事的人，故事会传很久，也或许故事仍然在，故事中的人依稀或存。
不由得想起了清末富可敌国，百余年后知者寥寥的一个富豪。
大清“钱王”
提到晚清的富豪，我们往往会想到胡雪岩与乔致庸。
但是在那时候，他们真不敢拍胸口说，自己是大清国的首富。
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胡雪岩和乔致庸都未能上榜，这榜单中排名第四的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
他有一个绰号，比“财神”还要霸气——“钱王”!
他就是王炽。
胡雪岩出自江浙沪，天然的商业氛围浓厚，而且他从小就在商行里做学徒工;乔致庸是一个“富二代”，出自山西晋商，有经商的传统。
王炽可没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他的基本盘很差。
王炽出生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年幼时三名哥哥不幸夭折，父亲又在其十四岁的时候不幸离世，仅得母亲靠纺织挣取生活费用。
然而，王炽的财富却远非他们二人能比。
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地从北京逃到陕西西安。
慈禧太后一行走得太匆忙，没有带够银两，显得很是尴尬。王炽吩咐慈禧太后所经之地的票号，只要慈禧太后有需要，必须全力资助，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当慈禧太后一行从陕西西安返回北京后，面临着国库空虚的境地，王炽又发动海内外同行融资，充实国库。
同年，陕西、山西两省发生罕见的旱灾，以至于黄河都断流，朝廷都自身难保了，更别指望组织救灾了。
关键时刻，王炽再次出手，捐出数百万两白银给工部，作为兴修水利的费用。李鸿章感叹不已，说王炽“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以那么差的出身，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很显然，王炽的人生比胡雪岩二人更值得大书特书。
从20两纹银到富可敌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炽也不例外。
十六岁那年， 王炽决定外出经商，年幼的他以家乡特产的土布以及母亲变卖首饰得来的20两银作为启动资金，走大理过红河，一路走南闯北，生意越发红火。
咸丰年间，因为地方官处理民族矛盾不当，造成了云南各处起义，一时盗匪横行，道路断绝。
老百姓要卖自己出产的东西，没人敢来买，要买急需的商品，没人敢来卖，各村各镇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
王炽就在这样的危局中看到了商机。
他组织了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成立了“滇南王四”马帮，专门在各地做互通有无的生意，一下子赚了大钱。
后来王炽回忆道：“予操之以敏捷，对其有无，朝发夕至，如米盐粮糖茶百货之属，皆利市十倍。”
不过，这并不是一帆风顺。
据说一次王炽的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到凹里时，遇到百余名劫匪，赶马人吓得四散逃命，但王炽却镇定自若，毫无惧色，指明要见匪首。
匪首对王炽的勇敢机智大为赞赏，不但放走了王炽，还归还了一半货物与全部马帮。
这让王炽名声大噪，到了20岁，他就滇南一带已经声望卓著，沿途各路山贼也对王炽马帮礼让三分，人称“滇南王四”。
眼看王家因为王炽的天赋以及勤奋逐渐步入轨道，但王炽由于为人暴躁，爱打抱不平(不然怎么能让匪徒对他毕恭毕敬)，在二十岁那年由于与表兄姜庚发生争执，王炽竟然指使下人将其杀死，随后王炽逃命昆明，并应征入伍后随军入川。
经历了逃亡生涯的他眼看四川商机勃勃，因而具有经商天赋的他决定留在四川，并继续他的从商之旅。
然而，在蜀地人生路不熟的他并不知应该何去何从，更别说那虚无缥缈的经商梦，所以王炽只能找到一家商行，从最低级别的赶马运输工开始做起。
在漫长的贩运岁月中，王炽在川人乐天、勤劳的本色中渐渐得到陶冶，他不复暴躁，凭借着自己惊人的天赋，不久他便成了商行里的一名小头目，负责组织马帮贩运货物。
商号老板将王炽的勤奋聪颖看在眼中，便寻思着与王炽合作经商，最终两人达成协议，商号老板负责出资，而王炽则继续组织马帮的工作，为商号贩运物质。
此时的王炽已不再是一名外来的运输工，靠着他勤奋聪颖的天赋，一跃成为商号中的一个小老板。
换作常人估计对此已经满足，可是，王炽不一样，他深知自己的目标几何，他的目光又怎么会如此短浅呢?
当时山西的票号闻名中外，在重庆也有晋商的足迹，王炽不耻下问，除了亲自向山西商人学习之外，还亲自到山西考察。
准备充分后，王炽在重庆建立了“天顺祥”商号，主营银两转运承兑业务，这是第一个由云南人开设的商行，说王炽是云南金融业的鼻祖，丝毫不为过。
随着“天顺祥”的招牌越来越大，王炽又另创“同庆丰”商号，后来又另设“兴文公当”并兼营房地产，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弥勒、宜良等地广置田产，年收租息千余石，经过20余年经营“天顺祥”、“同庆丰”商号，使得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堪称是富可敌国，号称“南邦之雄”。
忠君诚民，成就商道佳话
随着“天顺祥”的急速发展，王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分号，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故乡云南昆明。
据传在清末年间，一名老妇人携着孩童走进昆明王炽的商号，当时接待的是一名小伙子，小伙子看老人年过花甲，衣衫褴褛，便冷眼相对。
当小伙子得知老妇人欲在商号中存下一枚铜钱时，小伙子顿时对老妇人不予理会，引得老妇人不得不绝望离去。
此事在次日化作谣言传播起来，大量商号的客户对此产生了信任危机，纷纷要求提现。
王炽得知此事后，立马追办彻查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将该小伙子开除，号召商号全体人员寻得该老妇人，亲自在商号门前给老妇人道歉，以10倍的利息存入那枚铜钱，最终化解了此次信任危机。
在当时法治尚未完善的社会中，王炽能够以一颗诚信的心对待底层群众，保护自己品牌的诚信口碑，可见其诚信之心。
同时王炽乐善好施，致力于资助学子，兴建了无数公益性的学堂，他还开创昆明牛疫局，造福桑梓，使无数幼儿得以健康成长。
加上数次援助危难中的清政府，还曾经资助清廷打赢了中法战争，清廷根据其种种义举，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并赐其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成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一品红顶商人，要知道胡雪岩也不过是二品红顶。
虽然王炽积累了不亚于胡雪岩与乔致庸的财富，生前也比其他两人更受尊崇，但为何到如今声名不彰呢?
他也和胡雪岩一样，有所谓的政治靠山，都与官场保持着各种联系，那为何二人的命运反差很大呢?
据说，虽然王炽乐善好施，但他本人一直保持着勤俭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这个人比较低调。
正是这一份低调，恐怕才是他名气较低的原因，同样也是他能够善终的助力。
至于乔致庸，则得益于整个晋商的名气。
一来王炽虽然财富雄厚，但在与整个晋商团体比，不能说仍然占据绝对优势;二来晋商的“票号”等业务，是属于创新行为，王炽是属于萧规曹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后来吃螃蟹的人名气大是很正常的。
然而，这并不能影响王炽的伟大，早在春秋时期，子贡因为经商而一时富甲天下，他乐善好施，行礼践仁，堪儒商典范，对后世影响至深。
王炽作为一代巨贾，虽说只是粗通文墨，但也秉承着儒商为富且仁的原则，也因为如此，值得被后人称道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