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采取了哪些措施？没想到这也为东汉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趁着成、哀、平三世中衰，篡夺了刘氏天下，建立了新朝。但他在登基后，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弄得民不聊生，四海沸腾。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莽王朝在绿林、赤眉大起义的风暴中覆灭。当四方势力混战之际，南阳刘氏宗室刘秀乘时而动，争取各方支持，先后拿下了河北、河南等广大地区。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河北称帝，年号建武。仍沿用汉的国号，史称光武帝。从这年开始，刘秀用了十余年时间，消灭了所有敌对势力，实现了金瓯一统，重建了汉室，史称“光武中兴”。那么光武中兴采取了哪些措施？

休养生息

登基伊始，中原初定。刘秀汲取了新莽王朝覆灭的教训，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如何治理好国家上来。他认为，只有汲取王莽败亡的历史教训，并付出百倍的努力缓解各类矛盾，才有希望实现国家中兴，恢复昔日文、景、昭、宣之时的盛世荣光。

刘秀认为新莽政权之所以垮台，主要是因为：奴婢数量恶性膨胀，造成劳动力缺乏。社会财富严重分布不公，上层统治者奢侈无度，醉生梦死。政府机构重叠、冗员充斥，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土地兼并过度，加之盲目托古改制，频繁改动货币制度，使得经济发生多次大动荡，加深了危机，造成统治基石动摇，最终导致绿林、赤眉流民大起义爆发，王朝崩溃。

从建武元年(25年)开始，刘秀遂对症下药，开始了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每当平地一地，他都会用温厚的策略去抚慰。经过十三年的不懈的努力，除了新收复的陇右、益州以外，其他各地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根据民间生活的经验，刘秀认识到，要想使国家的生产尽快恢复，解放奴婢是唯一的出路。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刘欣以及王莽的新朝政府都想解决，但是都失败了。刘秀即位后，立即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从建武二年(26年)到建武十四年(38年)，刘秀先后下达了八道诏书，用法律的形式严禁各地虐杀奴婢，违者严惩不怠。

虽然限于历史局限性，刘秀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奴婢畜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铲除奴婢产生的土壤。然而，出于他本身的统治需要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需要，他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推行解放奴婢政策，抑止地主豪强、为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在客观上来看，刘秀的这一政策，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裁并军政

西汉中期以来，行政区划重复设置，叠床架屋，冗官泛滥、闲职过多的现象日益严重。改革官制、调整行政区划、精兵简政、汰省冗官，减少官员数量，这就是刘秀开出的“药方“。

精兵简政，要从中央做起。如果中央政府体制不理顺，想要解决地方政府的积弊根本不可能成功。为了防止类似霍光、王莽权臣的出现，把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建武之初，刘秀不动声色地加强了尚书台权力，有意限制削弱三公的权力。对于主要的军国大事，刘秀一般都是直接通过尚书台来下达，不再经过三公各府。“三公有名无实，尚书有实无名”的格局正式出现。同时，刘秀还加强了内廷的控制。他将设置在宫廷内的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职务，由原来的宦官、士人混合担任，改为一律由宦官担任。

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裁并行政区划，全国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供养负担，刘秀对于中央政府的官员，能省则省，就连大司徒府里面的司直这样的官员都裁省掉了。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刘秀不仅要裁撤冗官，他还要裁军。建武六年、七年，全国裁撤的军队人数超过军队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精兵简政、裁撤军队，使得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在当时能如此大规模的精简官吏，确是数百年来的少有之举。通过这一些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了建武十五年(39年)左右，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轨，太平盛世的熙攘景象初步出现。

度田检籍

解放奴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精兵简政，基本解决了民众负担过重、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他解决：土地问题。

刘秀能得天下，以南阳、河南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势力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但这些地方豪强势力的过度发展膨胀，造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既严重威胁到了皇权，也极大地影响百姓生活，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决定开展土地清查，试图遏制严重的土地兼并趋势。

建武十五年(39)三月末，刘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度田工作。

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换句话说，就是让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他下令擢升汝南太守欧阳歙为新任大司徒，主持具体工作。

刘秀的决定虽对国家的长远有利，但却触动了各郡国地方豪强的利益，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河南、南阳二郡的地主豪强们，他们或是早年曾跟着刘秀打天下的皇亲、勋臣，或是对起义军进行过经济资助的故旧。他们认为自己“朝中有人”，又觉得昔日有援助义军之功，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欺压良善、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故意向朝廷漏报、少报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借此来逃避国家税收。地方官畏惧他们的权势，根本不敢过问。故而，度田诏书在这两个地方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进展甚微。

由于“陈留土地” 案发，刘秀敏锐地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据初步了解，各郡国向朝廷申报的土地数量、蓄积的奴婢数量可能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可信度不高。很多地方都在进行数据造假，所谓的土地数据几乎全都是假的。几乎都在闻风观望，都是在按照河南、南阳二郡的数字进行估算填报。

为了彻底搞清各地土地情况，刘秀立即派出多路使者，对土地情况展开了调查。大致情况是：中原地区各郡国的土地兼并极为严重，违法乱纪、谎报田地、瞒报户口的现象非常普遍。各地方官们贪贿成凤，接受豪强贿赂已经是家常便饭。其中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受贿数额达到了千万钱之巨。当前土地乱象的始作俑者正度田检籍工作的主持者——大司徒欧阳歙本人。

刘秀获悉后十分震惊，他顶住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为了杀一儆百，毅然大司徒欧阳歙处死。为了强行推行他的度田政策，又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

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地主集团的强烈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

史载“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

这对洛阳政府造成了极大威胁，面对这些暴力对抗，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由于策略得当，敌对武装便很快瓦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来所在郡国的联系。这些措施果断、有力的，给予了地方豪强地主沉重的打击。

经过严厉镇压，郡国大姓不再反抗，各地逐渐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

善待勋臣

到了建武十三年(36年)春，经过十多年的残酷战争，刘秀终于消灭了所有割据势力，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统一。

按一般常理，谁打江山，当然由谁来坐。治理国家，开国功臣毫无疑问应是首选。但刘秀却并不这么看，他的思虑更为深远。在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决定：除极个别以外，功臣们一律不用，全部以侯爵身份归第闲居。

此举用意有三：

一是防止功臣功高震主，避免尾大不掉、权臣干政的发生;

二是避免功臣居功自傲，违法乱纪。避免皇帝对其依法惩处，以全君臣之谊，令其善保晚节;

三世提拔选用新人，避免人才被旧臣压制，便于后任君主控制。

刘秀不用功臣治国，是一个非常正确、妥善的决定，体现出了他的宽仁之心与深谋远虑。从西汉的历史教训来看，用开国功臣治理国家的效果很不理想。不但会让帝王产生疑忌，也容易让功臣们滋生野心。最终弄得功臣付出了血的代价，不得善终，帝王则是落下千秋骂名。君臣双方是两败俱伤，留下无尽的遗恨。

建武十三年(37年)全国统一时，刘秀身边健在的功臣宿将，还有邓禹、吴汉、贾复、耿弇、盖延、寇恂、朱祐、坚镡、臧宫等数十人。在战争年代，功臣们冒着飞矢走石，出生入死，为汉室的中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披肝沥胆，舍生忘死，对朝廷都是忠贞不二。开国之后，如何对待他们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用他们治国的话，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假如功臣居功自傲，违法乱纪，滥用职权，皇帝是处理还是不处理?如果处理的话，轻则罢官革爵，重的还要杀头灭族。

经过深思熟虑，刘秀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所有功臣，绝大多数不用。今后他们什么也不用干，由国家出钱把他们养起来，收回他们的所有权力，另选他人治国。

在刘秀的暗示下，功臣中的邓禹、贾复二人带头请辞，吴汉、耿弇、盖延、朱祐等人也不甘落后。他们纷纷献上大将军、将军印绶，表示愿以列侯就第，主动要求不再承担任何具体军政事务。

由于功臣们“深体朕意”，刘秀心中大喜。他很快正式颁诏，宣布从此革除左、右将军官名，又将建威大将军、虎牙大将军等“杂号将军”官爵全部废除。此前实权在握的耿弇、盖延、朱祐等功臣们，都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国策顾问”。功臣们中惟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例外。其他的功臣除非特别召见，一律不再过问政事。

刘秀处理功臣问题的思路是，用高官厚禄把他们都养起来。只要这喜人不谋反、不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他们以及子弟所犯的小错，国家都包容，皇帝有这个气度。此外，刘秀还特别指示有司：“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贡品，先赐功臣列侯，然后才归皇室享用!”通过巧妙的策略，刘秀顺利地将诸将掌握的兵权全部收回，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统治阶层内部的自相残杀。

柔道治国

建武十三年(37年)之后，刘秀多次颁布诏书，对天下黎民厚加抚恤，逐步医治战争创伤，除非万不得已，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他的治国思路与理念是：道德教化与法制约束并用，双管齐下。重振民气、重拾民心、重塑民德。在他的大力拔擢之下，一批新的精英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之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刘秀的亲自主持与大力倡导之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国家的元气正在慢慢的恢复，民间的道德、风俗在重建，各地的民心在重拾。

从中央到地方，刘秀先后选拔了三类人才。一类是道德高士。在中央一级，陆续提拔卓茂、伏湛、侯霸﹑宋弘、杜林﹑张湛﹑郭伋、郭丹、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等人到中央来任职，给予高爵显位。另一类是善于抚慰怀柔的能臣。在地方一级，刘秀提拔了杜诗、郭伋、张堪、韂飒、茨充、任延等干练之臣为地方官，作为治国的中坚。还有一类是执法如山的铁面无私之臣。为了严明法纪、打击豪强势力过度膨胀，还是需要敢于碰硬、六亲不认的刀笔之臣。因此，董宣、樊晔、李章等人也就应运而出。

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中原大部地区逐渐走上了正轨。民气逐渐舒展、民心得以安定、民德变得淳厚起来。

刘秀的“柔道”，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以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怀柔天下，使民众休养生息，得以恢复生产，使得经济秩序逐步恢复。

二是以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教化民众，重塑道德伦理体系，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稳定。

三是以法家的思想治理国家，规范皇室、外戚、诸侯王、各级官吏豪强的行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防微杜渐，以确保江山永固。

这个理论与汉宣帝的“以霸王之道杂之”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宣帝是典型的“阳儒阴法”，更偏重于法治。刘秀则不然，更崇尚德治。从这三个层次来看，刘秀的执政思想，熔道、儒、法为一炉，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理论，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执政理念。

风清月朗

刘秀是儒生出身，雅好儒家经典，一直是乐之不疲。从刘秀本人开始，朝廷公卿大臣随之做表率，全国上下无不以修行儒术为荣，无不按照儒家经义身体力行，处世为人。

刘秀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新莽末年，四方学士为了躲避战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薮不出。新莽覆灭之后，大量典籍焚毁于战火，造成西汉官府藏书大量散佚到了民间。刘秀为了复兴文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必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各级政府广为收集散佚图书，并对捐献图书的人予以奖励。

数十年间，大儒书生之类，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著名的藏书处或图书馆有“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在定都洛阳之后，他下令紧急从各地征集图书，以免遭受兵燹的破坏。经过几年的辛苦搜集，他总共征集到了两千多车经牒秘籍。这一举动，为文化的恢复与传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武五年(29年)，刘秀下令在洛阳建设太学，完全按照古法，笾豆干戚，无不必备。又在朝廷里设立了五经博士：《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总计有四个博士席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治理下的大汉天下，风清月朗，教化大行，显示出一派盛世王朝的和平气象。从此，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儒学治国实践就此开始。

在这种浓郁氛围的熏陶之下，大汉王朝的道德水准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东汉一朝，道德之高洁，民风之淳朴，民德之宽厚，除了上古三代以外，无以伦比。就连明、清等以理学统治地位时期的道德水平都无法与东汉相提并论。

刘秀早年读书求学时间不长，深以未能完成学业为憾。有时谈完了公事，略有一点闲暇时间，他总是主动出题，与公卿大臣们在一起就儒家经典的疑义展开探讨，共同研究学问。君臣们讨论至忘情时，总会误了晚饭，刘秀只好下令宫中再次传膳，边吃边谈。

他们甚至会为了某一个问题发生激烈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回到宫中，刘秀在苦思想，只要一想到新的见解，马上就会把相关大臣召入内宫继续辩论。他们一起研究学习，每每谈论到深夜倦极才罢。

对于早年的老同学、著名的隐士严光，刘秀也很想念。为了找到严光，他下令各地绘形貌寻访。齐地官府奏称：“有一男子，披着羊裘在泽中垂钓。”刘秀疑是严光，即遣使备车去见，果然就是严子陵。

对刘秀的礼聘，严光开始不肯入朝，经三聘才至洛阳。当时的大司徒侯霸也是严光的老友，也遣使前来问候。严光懒得执笔，口授使者回信：“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闻讯亲至馆驿探望，严光却闭目坚卧不起。刘秀拍拍他的肚皮，笑问：“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严光熟视无睹，沉默良久才睁眼答道：“人各有志，奈何逼迫甚急?”刘秀叹息，默默上车而去。

此后，刘秀又请他入宫论道谈旧，还一起同榻而寝。据说，严光睡梦中将腿压在刘秀的小腹上。刘秀知其才，还想借其高名引领天下名士入朝，打算任命其为谏议大夫。严光死活不肯答应，坚持要归隐富春山(今浙江桐庐)耕读垂钓。建武十七年，刘秀再次亲写书信特征，但是严光无论如何也不肯出山，此事最终只好作罢。

刘秀爱才，也善于识才。他遵从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用人之道，礼贤下士，任人唯贤，汇聚英才无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惟有君正才能臣贤。刘秀身边先后重用过的臣子，名士辈出，风华绝代，真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伏湛、侯霸、班彪、杜林、郑兴、郭伋、宣秉、张湛、王丹、杜林、郭丹、申屠刚、鲍永、郅恽、杜诗、孔奋、张堪、朱浮、冯鲂、虞延、董宣、韂飒、茨充、任延……真是群星灿烂，蔚为大观。

不过，晚年刘秀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特别重用冯勤、玉况、宣秉、赵熹、第五伦等一批俊才，这是在做最后的准备：“一旦朕捐躯山陵，可令此辈辅佐太子!”

怀柔之策

自西周以来，对中原最大的外患莫不来自北边。匈奴骑兵的剽悍勇猛，给中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他们风驰电掣，来去如风，不时地南下侵扰，给中原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汉时，汉武帝奋戈北征，屡破匈奴，经昭、宣、元、成诸世之后，由于接连遭到天灾、人祸及汉军的打击，匈奴日衰，逐渐走上了下坡路。由于哀、平及新莽时期中原内乱，长城以北的匈奴各部逐渐重新统一。他们的实力恢复的很快，甚至在雁门、云中一带扶植起了卢芳伪政权，觊觎中原。

而到东汉初年，特别是建武十六年以后，东汉的北部边境问题日益严重。正北方是虎视眈眈的匈奴，东北方是朝气蓬勃的鲜卑、乌桓势力。在西部，还有剽悍雄勇的羌人。在南方，还有善战不羁的越人、苗人。匈奴、鲜卑、乌桓、西羌、苗人、越人，这些桀骜不逊的少数民族势力，实在是令东汉头疼不已。

建武年间，由于国力所限，刘秀无力开拓疆土，更无意于对外发动战争。他对外的主要政策是“抚慰怀柔”，具体手段是“挑拨离间”，让各个部族之间形成矛盾，然后从中利用，确保各个边境地区的稳定。又准许部分羌人入住关中三辅，又允许南匈奴进入北地、朔方等内地定居。事实证明，刘秀准许西羌、南匈奴进入内地定居，是一个很大的失策。虽然暂时可以倚为屏藩，实现“以夷制夷”之计。但是从长远来看，胡汉杂居终非上策，胡人深入腹心，屯居要害与汉民争利，矛盾终究会不可调和。原本的“癣疥之忧”，逐渐成了“心腹之患”!这一失策，本是权宜之计，却被后世帝王作为祖训沿用了多年。胡人内迁，实为数百年之后的“五胡乱华”之根源。真是可惜可叹!

迷信图谶

刘秀一生，都对于谶纬之书深信不疑，对于各种祥瑞也是喜闻乐见。刘秀虽然在学术上主张百花齐放，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之有非议，那就是―――图谶。

据说，当时在京师洛阳有甘泉涌出，又有朱红之草生在水畔，各郡、各封国也纷纷上报天降甘露。百官奏称：“祥瑞频繁降临，应当命令太史予以收集，载入史册，以流传后世。”刘秀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并无多少德行，对各郡各封国所上关于祥瑞的奏报，每每表示退让而不敢当，因此史官很少得以记录。虽然在表面上是如此谦虚，但是他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沾沾自喜。

对于他来说，他的起兵是根据图谶，他的登基也是根据图谶，他能够统一天下也是根据图谶。人们都说：“龙有逆鳞，触之者死。”刘秀也有“逆鳞”，这就是图谶。他为人一向温厚豁达，但是他绝不允许任何人非议图谶。

当时的名儒桓谭、冯衍、尹敏就是因为劝谏刘秀不要过于迷信图谶而遭到贬黜或冷遇，名儒桓谭还甚至为此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在刘秀的心中，谶记的神圣性是不容置疑的。他应谶起兵，又应谶登基，奠定中兴的基业。对于谶记之书，刘秀的研究时间比经书要多的多。对此，桓谭很有意见，颇有微词。刘秀性情宽厚，一般的进谏他都不大会发火。但他决不允许任何人非议“图谶”。桓谭的奏书呈上，刘秀更加不悦。

可桓谭面不改色，还坚持声称：“经文为真，谶记实伪!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刘秀勃然大怒，认为桓谭诽谤圣道，目无法纪，就要斩了他。桓谭吓得面如死灰，叩头不止。刘秀这才赦免了桓谭，将他贬黜为六安郡丞。桓谭已经七十多岁了，受了一肚子气，抑郁不乐，病死在赴任途中。

千秋功过

建武中元二年(57)二月五日，刘秀在洛阳南宫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太子刘庄即位，这就是汉明帝。刘庄给父亲上庙号为“世祖”，谥号为“光武皇帝”。从此，刘秀与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一样，都得到了“祖”的称号，享受宗庙祭祀与怀念。“祖”帝之称，是一个无上光荣的称号，只有开国君主或是作出惊天伟业的皇帝才能够得到。刘秀的“世祖光武皇帝”称号，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刘秀最大的功绩就是重新统一天下。他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消除军阀割据、解除人民苦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应该得到历史高度肯定的。

刘秀虽然是以武力建立帝业，实现了汉室的中兴。他名为“中兴之主”，实为东汉的开国之君。他恢廓大度，虚怀若谷，制御功臣有术，君臣之间，情谊甚深。开国功臣当中，没有一个违法犯罪的，刘秀也没有杀害过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单单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

从地皇四年(23年)起兵，刘秀与各路割据势力拼杀了十五年，直到建武十三年(37年)才实现完全统一。在此后近二十年和平岁月里，刘秀重用贤能，励精图治，清醒谨慎地制定国策，勤政不息。他把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措施得当，国家的元气逐渐得以恢复。他关注民生疾苦，遏制打击豪强，使得当时老百姓逐渐过上了太平日子，也为后来的“明章之治”奠定了基础。

人无完人，作为帝王的刘秀也有很多失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外戚干政的问题。把三公架空，权归尚书台，使得皇帝的权力过于击中，使三公成为形同虚设的虚职，却又要承担责任，使朝廷行使权力造成混乱。过于迷信图谶，给疮痍未平的天下百姓带来了负担。他草率地改变宫廷制度，任用宦官参与政务，培育出了孳生毒瘤的土壤，也为日后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豪强兼并的土地的现象仍然在继续，奴婢问题不但存在，而且依旧严重。定都洛阳选择不当，使得关东、关西的经济、文化差距拉大。又把西羌、匈奴等少数民族迁入关中、河东一带居住，使内地胡、汉混居，为后来东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