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出生于抚州临川，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家庭。他从小就特别聪颖，又勤奋好学，读书能做到过目不忘。因为父亲为官，所以他有机会从小就跟随父亲宦游南北各地，在增加了社会阅历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对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有一些了解，因此，在年轻时就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王安石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同时他在文学上也有突出的成就，他擅长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他的诗词成就，更加出色，犹在散文之上。我们熟悉的那首《泊船瓜洲》就是他的作品。
《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变法历史背景：
1.阶级矛盾不断加剧。
北宋初期，由于政府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态度，致使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导致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阶级矛盾不断加剧。
2.战争影响，民族对立情绪严重。
北宋与邻国西夏、辽国均发生了多次战争，由于战争的影响，民族对立情绪日益严重。
3.政府内部矛盾越来愈突出。
改革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4.“三冗”危机更加严重。
“三冗”即冗官、冗兵和冗费。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富国强兵，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自北宋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也被称为熙宁变法，后世称王安石变法。
变法主要内容：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设置军器监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诸多领域。
改革变法历时16年，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使政府财政有了很大改善，财政收入由宋神宗刚即位时的“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到积蓄钱粟“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财政危机有所改观。
但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加上有些政策的不合时宜以及实际执行中的操作失误，变法出现了很多问题，不但危害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也直接危害到了平民的利益，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元丰八年(1085年)，在宋神宗去世，司马光为相后，全面废除了新法，变法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有多重原因造成，例如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以及历史的局限性等，但在变法过程中，变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个人管理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们用现代职场观念来分析一下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如果把宋朝当做一个大单位来看，这个单位唯一的大老板是皇帝，也就是宋神宗，王安石是宋神宗的执行官，代替宋神宗制定改革政策、发号施令，开展改革。
对这个单位而言，中层管理者除了一把手宋神宗和普通百姓外，其他的各级官吏，包括王安石在内都是中层管理者，只是级别不同，管理范围大小不同而已。改革的成败，不仅要有上层和下层的支持，更在于中间层的执行和管理。具体有如下几方面：
一、 领导者的自我管理。
王安石作为改革的执行官，变法的直接领导者，他没有做好自我约束和管理。
A.情绪管理不到位，脾气执拗。
性格上，王安石性刚，脾气执拗，听不得反对意见，被世人称为“拗相公”。具体体现在和同僚相处之时，对持反对意见的同僚，不是说服和争取，而是一味的排挤和打压，这体现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
在朝堂上有持不同政见者是正常现象，要认真倾听，一家之言一己之见，有时会有所疏漏，特别要注意倾听那些有才能人的意见，但王安石的做法却不是这样。
例如，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交好友，但经过变法，由于政见不同，两人反目成仇。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是因为缺乏理财之道和善于理财之人。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国家的职责就是更加合理地分配好这些财富。
从关于理财这一点看，司马光的观点并无不妥，二人完全可以采取折中的方案，王安石如果参考了司马光的意见，二人在这一问题上求同存异，用第三种选择思考问题，如果得到了司马光的支持，在改革中就会团结一大批人，而不至于政敌遍地，无人可用。
B.上下级之间沟通不到位。
改革前，王安石同宋神宗之间，应该达成了共识，但这种君臣之间的共识却没有获得其他臣子的支持。党派之间的斗争自古就存在，有时是因为政见的不同造成的，而有的却是因为大老板的用人不当和用人过专造成的。
在这点上，王安石作为臣子应该考虑到，仅得到皇帝的支持是不够的 ，还需要提醒或者要求皇帝出面，为自己疏通同事之间的关系，争取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行。
如果，宋神宗在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能正确平衡朝廷中的各方势力，都来支持变法这件事情，而不仅仅是支持王安石本人。善于激发整个中层组织的力量，给变法以助力，而不是反对和拖后腿，让改革能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上，至少可以消除部分不必要的矛盾。
二、中层管理者的自我管理。
改革方案的制定很关键，下层的执行也很重要。每一位官吏的自我管理表现都体现出了对改革的理解程度，也体现了变法的宣传是否到位，官吏是否从内心接受和支持变法。
变法如果事先宣传到位，就能在施行过程中吸引到更多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在变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而王安石急于求成，事先没有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将对变法还未搞明白，并且毫无准备的官员们派到各地去变法，这样变法的成效可想而知，“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新法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
青苗法的执行
青苗法是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本来这对农民来说是件好事情，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试用这种作法效果也不错。但当推向全国时，发生了意外。
原因就是执行的各级官吏们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绩效目标，层层下发任务，使用强硬手段，强迫农民贷款。他们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还要付二分的利息，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和对方是否需要。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也背离了变法的初衷，当遇到天灾时，农民们贷款还不上，从而招致民怨，引起了下层劳动者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