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人(今安徽省颍上县)，周穆王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历史背景：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也要杀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敌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著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
政治行政：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用人人事：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经济政策：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同时他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社会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外交主张：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改革思想
人性趋利：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藏富于民：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均田分力：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四民分业：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
对外开放：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战略合赢：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
统计考核"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什么是轨?统计。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那就根本无法治理国家。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据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
管仲作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经商的一个标准商人，一个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治国大师，他迅速帮助齐国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思路，并且明确地将发展工商经济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事实上，也正因为工商经济的迅速崛起，才导致了齐国能够以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而完成九合天下，位尊春秋首席霸主的大业。而管仲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唯经济决定论，更是成为齐国之后，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的一个基本模式。
管仲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工商文明中所蕴含的技术进步，使齐国的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使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含量明显增加，并且将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文明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齐国，很快成为无可匹敌的春秋第一霸。管仲的经济学思想给诸侯国治理国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工商文明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额附加值为诸侯争霸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并使诸侯国"大国崛起"的梦想成为可能。在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人就有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