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初三朝：复古革新思潮的萌发阶段
大致说来，这一阶段的文学仍处于晚唐五代文学的延长线上，但随着新朝政权的日渐巩固，文化建设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一系列抑武佑文的政策和袭唐崇文之举使文学获得了振衰起卑的力量。文学受到优待，创作趋于活跃，文藻相乐于升平，而艺术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与真宗朝人庶物阜、经济渐盛相对应，杨、刘“昆体”与“时文”“时际升平，春容典赡”，标志着宋代文学开始走出“唐末五代衰飒之气”。然而其开新之义是极有限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政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与政治上日益滋长的一些腐败因素相联系，难以突破精神本质上的浮靡与卑弱。
柳开
柳开等人则主要地从儒学立场出发，热情鼓吹复兴古道、兴修风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呼应，形成了有宋历史上第一次复古思潮。文学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针对晚唐五代轻艳浮薄文风在宋初的继续流行，他们标榜韩柳古文和杜甫、白居易的乐府诗，主张诗歌有为而作，文章关乎教化，体现了儒家文学思想的复兴。
(二)仁宗天圣至嘉祐年间：复古革新思潮的高涨阶段
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是宋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的转折时期。宋初三朝表面的繁华太平掩盖着“积贫积弱”的趋势，真宗朝后期以来政治急剧腐败，天灾盗乱频仍。西夏的入侵更是促进了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变革被提上议事日程。针对前朝袭汉唐之虚名、夸饰太平的种种弊端，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以追复三代之治相号召。广大知识分子一反循默，纷起响应，“天下争自灌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体现出全新的士人精神风貌。围绕社会改革，各家建言献策，思想空前活跃。在当时一片复古明道、学古救时的声浪中，明显地震响着不同的调子。它们主要出自两个影响最大的文人群体。
石介
一个以石介、孙复为代表，早年主要活动在今山东一线。另一个以尹洙、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为代表，早年主要活动在汴洛。石介等人主要继承了青年柳开那样的儒生的立场，因缘下层士人入世心理的激切、北方之士性格的矫厉和齐鲁之邦的儒学优势，高举“道统”的大旗楔入社会，对杨刘“时文”和佛老思想发起猛烈攻击，强烈震撼了当时的文坛，有力促进了复古明道思潮的兴起。其儒学立场激发了他们在当时土风文风改革潮流中的先锋姿态，同时也决定了他们文学观点重“道”轻“文”的狭隘与偏激。他们的复古主张连同其“好古以戾”的作风在广大举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尹、苏、梅、欧等人接受了复古明道和忧济天下思想精神的影、响，热情支持和积极投身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与石介等人不同，他们主张将复兴古道与政治改革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在社会改革实践中完成士风文风的变革。这一改革思想使他们接弃了石介等人重道轻文的价值偏向，把习儒明道、从政行道、为文传道的广泛方面纳入人生视野，从而确立了文学关乎社会现实而又关乎道德人生的平易通达的文学观。他们以成功的诗文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尹洙的古文指陈时事、切实建言，艺术上“简而有法”。欧阳修接踵而起，内容上议史论政，谈经说道，记人写物，抒情言志，无施不可。艺术上济以委婉通达，加之诸体皆工，富于变化和新创，因而成就一代文章宗师。其“纤徐委备”、“容与闲易”的艺术个性为宋代散文形成平易简洁、委婉流畅的风格树立了典范。
孙复
在诗歌创作中，欧、苏、梅将反映民寞、讽刺时弊的古调歌诗与感遇兴寄相结合，或就生活所见书怀感事，表现出忧时济世、救民膏育的热肠;或在模山范水、酬别赠答时取譬设喻，赞美忠直刚贞的志节。有时他们更是径直地议论时事国策，揭露政治黑暗，击官僚庸腐，充分发挥了诗歌参与现实的战斗作用。
欧阳修
很显然，他们的艺术成就已不仅仅是政治改革思潮作用的结果。欧、苏、梅诗文中大量感遇兴寄的主题和澄怀耽味的艺术追求主要产生于“庆历新政”失败后漂泊历练的岁月。这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由早年(天圣至庆历年间)积极入世的思想性格向后期(庆历五年至嘉祐年间)沉潜敛约、闲与淡泊转变拓进的精神丰富性。
他们的政改热情退潮，他们的诗文创作风格却真正走向成熟，文学影响逐步扩大。士大夫间政治上的“朋党”之分在消溶与模糊，而文学的凝聚力在增强。石介、尹洙、苏舜钦、范仲淹等天圣、明道以来活跃一时的复古革新先驱相继去世，一大批文学青年在欧、梅周围茁壮成长，欧阳修进一步明确了其文坛领袖的地位。
(三)仁宗嘉祐以来：诗文革新的全面发展
仁宗朝后期，赵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略有缓解，社会又复一派安定和平景象。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展开，“经术”、“议论”和“性理”开始初步显示了分野，诗文创作在思想作风的多极“张力场”中获得了多向拓进的动力。王安石怀经国济世之志，不以文章为止境，主张文章“以适用为本”，所作无论诗文，多“详平政体”，“缘饰治道”，参以古今，断以经术。曾巩积极追随欧阳修，深得其传，而“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于“事实”、“道理”尤为致意，立言于欧、王师友间，“卓然自成一家”。苏润论文强调“有为而作”[28]，杂出于荀卿、孟轲、《国策》、贾谊和陆赘诸家，治道谋略，“善识变权”，审时度势，长于议论，尤得古策士纵横说辩之风。
苏轼
从熙宁二年苏轼兄弟服丧期满还朝以来，宋代文学进入了“苏轼时代”。这一时代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王安石领导的“熙丰变法”。这场变法运动对宋初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制度作出了许多重大改革，在思想方面则企图以王安石的“新学”统一思想界。
王安石
政治上的分歧、党派的对立本源于士人思想性格的多元，又进而加剧了士人队伍及其思想意识的分裂和矛盾。王安石的“新学”、“新政”异军突起，针对其经世致用的功利之道，旧党在思想哲学上大倡正心诚意的性命之学，发展起“洛学”以相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