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七百年多年前，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在烽烟四起、弱肉强食的三百年的争斗中，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正是名相管仲管老二。
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康乾盛世”则以稳定为主题。也正是因着管仲，齐桓公称为称为春秋“五霸”的首霸者，换句话说，齐国之盛，正是管仲改革实行的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 就是这样的“三好先生”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管仲改革经济的手段：
1.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管仲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
2. 配置资源
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3. 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
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国企”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4. 盐铁专营 确立“国企”地位
在宏观管制的战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的影响绵延两千余年，迄今犹存，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惟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5. 鼓励消费 促进就业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证，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创建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这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
6. 以商止战 和平称霸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做出的改革中，像“盐铁专营”、放活微观 管制宏观、鼓励消费 促进就业等依然是今天中国行之有效的变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