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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有多乱?它对唐朝的外交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2020-07-25 安史之乱有多吓人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有多乱 唐朝

安史之乱有多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大唐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携部将史思明兴兵15万,以“诛杀杨国忠”“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

洛阳、潼关、长安,接连陷落,大唐盛世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年老怠政,沉湎于声色犬马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上演了一出仓皇带领“千乘万骑”出逃成都的情景。

对于玄宗皇帝李隆基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迫使他亲手赐死了挚爱杨玉环,威信与颜面扫地,被迫坐上太上皇之位,最终凄凉而死。

但对于整个大唐王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其影响却更为深远。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

良田荒芜,伏尸千里,曾经何等繁华的关中平原,变成了几乎人烟断绝的无人区。

据《通典-历代盛衰户口》记载,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大唐王朝总户口为8,91万4,790户,总人口为52,91万9,390人。而五年之后的唐肃宗三年,即公元760年,大唐王朝之下总户口为193万户,总人口不足1700万。

几年前的大唐王朝,尚且国势强盛,文化繁荣,万邦来朝,5年之后,仅仅是一场野心家引发的兵乱,帝国大厦就陡然崩塌,从5200万到1700万,短短5年时间,三分之二的大唐帝国子民就变成了史书上的一串数字,彻底消失了。

此后的大唐王朝,宦官当政,藩镇割据,中央的权威逐步丧失,风雨飘摇中喘息了近150年后,大唐终灭于五代十国。

而放眼于整个世界,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深深影响了唐朝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对唐代中外交往的影响。

安史之乱前,唐朝的中外交往

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当中,唐朝之所以被公认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不仅是因其内部集权、富饶、稳定,更多的是在于其对整个世界那种开明、开放、兼收并蓄的姿态。

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唐朝所实行的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和措施,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外交往的盛况,在古代中外交往中的历史进程中颇具典型意义。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朝分为中期和后期,而唐代的中外交往也因此分为了前、后两个时期。

从唐朝建国之初到安史之乱的100多年里,唐王朝历经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则天女皇和唐玄宗李隆基等几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中外交往活动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

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为大唐帝国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贞观时期的“ 天下大稔 , 流散者咸归乡里 , 米斗不过三、四钱 , 东至于海 , 南极五岭 , 皆外户不闭 , 商旅不赍粮 , 取给于道路焉”,到开元盛世的“海内富实 , 米斗之价钱十三 , 青齐间斗才三钱 , 绢一匹钱二百 , 道路列肆 , 具酒食以待行人 , 行千里不持尺兵 ”,这种繁荣富足的社会环境及由此形成的稳定局面,无不对唐代中外交往活动的蓬勃开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唐朝初期对外交往的根本宗旨是以“ 申辑睦,敦聘好”为主的睦邻政策,以此为基调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对外交往政策,高祖李渊明确指出要“柔怀万国”,友好处理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

后来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都遵循这一政策,并在其具体措施上做了补充和加强,比如唐太宗就打破了“自古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观念,表示要对各民族“爱之如一”,唐玄宗不仅“开怀纳戎,张袖延狄”,而且主张对周边邻国“ 润之以时雨 , 招之以春阳 , 淳德以柔之 ,中孚以信之 ” ,主张对各少数民族及其使者以诚相待。

朝廷中设立了鸿胪寺,全面负责外国使者及外宾的接纳迎送事宜,在六部尚书中还专门设有负责处理不同类型外宾事宜的机构,“番客之赐 ”“诸番朝聘之事”皆有专人负责。在地方上设立专门管理外国商馆和通商事宜的市舶司,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并严令不得“重加率税”。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外国使者来唐之后的生活保障,武则天还根据不同地区制定了数量不等的粮料供应标准, 针对外国来唐的留学生,不仅负责解决其生活费用,还设置了优待留学生登第入仕的"宾贡科",以满足他们“登第入仕,获取功名”的要求。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一系列友好政策和措施的颁布,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扩展,不仅为世界各国频繁来唐提供了巨大方便,而且也使唐代中外交往出现了高潮。

针对这种中外交往的盛况,唐代诗人也曾为我们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 条风开献节 , 灰律动初阳 , 百蛮奉遐赐 , 万国朝未央” , 描写的是唐太宗时对外开放的盛况,“ 开元太平时 , 万国贺丰岁’ , “ 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 , 赞颂的是唐玄宗开元盛世时与外国交往的情景。

当然万国来朝只是诗人从文学角度的夸张手法,据史书记载,当时与大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有大食、波斯、高丽、百济、新罗、狮子国等72国或70余番。

大唐与这70余国,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方式互派使臣交流,随着唐代对外的不断开放,外国人来唐求学、供职、经商、定居者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类似后世唐人街的外国人聚居区,比如当时长安城中的"番坊"、"新罗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唐朝对外交往除了和其他封建王朝类似的政治需求以外,还渗透到了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些自外国入唐的使者、留学生、僧侣、商人、教徒,不仅起着传递交流的作用,同时带来的域外的文化色彩,为唐代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工艺发展也写下了浓厚的一笔。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外交往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陷入了地方军阀对中央的长达8年的拉锯战,其对政治、经济、军事,强有力的破坏,也使得大唐建国之初,确立的一些中外交往的环境和条件相继失去,从而使唐朝后期中外交往活动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从史书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后期的中外交往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唐朝后期对世界各国交往的进程当中看,因唐后期,政局大起大落,再也没有了李渊到李隆基,那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失去了对外交往的先决条件。

安史之乱期间,大唐战火纷飞,对外交往的道路基本中断,而叛乱平息之后,又暴露出了宦官当政,藩镇割据,中央权威急剧下降的矛盾,虽然其后也有“武宗中兴”“宣和之治”,但此时的大唐朝廷已经失去了往日进取的朝气,再也不复唐初的风采。

因此在唐朝后期的150年当中,对外交往虽也偶有高潮出现,但是持续时间短,只能算昙花一现。

从交往的规模来看,安史之乱后,唐朝对周边各国的影响也慢慢减弱,威信慢慢丧失,很少出现唐前期万国来使、成群结队的壮观场面。

从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员来看,人数没有前期多,地区没有前期广,时间更没有前期长。

从唐朝后期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看,最多时与其有中外交往的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和唐前期“万国朝未央”相比,数量更是减少了2/3,由此种种数据可见,唐代中外交往的活动,从安史之乱以后,陡然从唐前期的巅峰跌落,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大唐盛世留给我们的只有背影而已。

安史之乱对唐朝中外交往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使唐朝对外交往中断了8年,更重要的是,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唐初有利于对外交往的稳定政治格局。

安史之乱后留给唐后期统治者的是一个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战乱不已的惨状,而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也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解决国内各种矛盾。

他们既要对付那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 “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的藩镇节度使的反叛,又要时刻提防“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的宦官们的威胁。

再加上各种党争,权力的倾轧,唐朝统治者已自顾不暇,再也无力像唐太宗、唐玄宗那样花大量时间精力于对外交往活动。

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变化,给唐朝的对外开放造成了第2个影响是,降低了唐朝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威信,挫伤了他们与唐朝交往的热情。

安史之乱,及其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唐朝国内战火纷飞,对外交通也不由得受到重大影响,再加上吐蕃,回纥,经常骚扰边境,丝绸之路被迫中断。

另外唐后期外国使臣在唐朝境内的活动,也没有唐前期那么宽松的政治环境,藩镇林立、战争不断,大大增强了其出使唐朝的难度。

其次,这种从统治者到民间自上而下,对于中外交往活动态度的改变,也使得域外国家,对唐朝的态度由前期的羡慕向往,转为惧怕。

据历史记载,唐肃宗年间,田神功征讨刘展。

“ 至扬州 , 大掠居人资产 , 鞭笞发掘略尽 , 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可见当时在唐的外国使臣、商旅、留学生、僧侣,等也受到了战祸带来的巨大影响。

而其中劫后余生的外国人回国之后,又把这种政局不稳、战乱丛生的大唐印象,传递给本国人,从而使他们心中大唐盛世的想象,陡然崩塌,对唐交往的热度骤减。

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外交往活动造成的第3个影响,就是延缓了中外交往发展的历史进程。

上文说到唐代,中外交往活动在唐高祖李渊“柔怀万国”的根本宗旨之下,又得到了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补充和加强,在当时宽松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从而把唐代乃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活动推向了巅峰。

而安史之乱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再加上统治者关注点的转移,从而导致中外交往活动步履维艰,发展速度大为减慢,中外交往活动,也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

而且其造成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唐朝乃至宋、元、明、清的统治者再也不以积极的态度,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影响越来越深远。

统治者的对外策略也由最初的开明开放,转变为被动应付,比如明朝的“海禁”,清朝的“闭关锁国”,这种狭隘的一厢情愿,也使得后期的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中,不仅落后于欧美列强,还被当初的崇拜者-日本迎头赶上,最终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令人唏嘘。

我们从唐代中外交往的过程及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处于领先地位,前提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先决条件。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在人类竞争的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像大唐盛世那样开阔胸襟,大胆开放,善于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且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

一味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梦当中,只能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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