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指西汉时期在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据《汉书·食货志》中的描述，在“文景之治”后期，武帝初年，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城乡各地的仓廪充实，国库中的钱币和粮食多的无法多得不可数计，以至于串钱的缗都腐朽了，粮仓的粮食一年叠加一年的堆积起来，以至于多得没地方放，溢出到了门外，只能任其在风雨中霉烂掉。民间的街头巷尾都有马匹，乡间更是野马成群，以至于骑乘母马的人会被歧视，不准参加聚会。连普通人都能吃到膏粱肥肉……
纵观中国历史，但凡描写盛世之景的，都会特别突出的强调钱和粮充足，无论是汉朝本身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还是南宋的富庶等等，概莫如此，再多点的不过是加上服装材料的提升。但是，“文景之治”的描述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点，却是这些后世的“治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充足的马匹和老百姓能轻松吃肉。
马匹多，说明：1，蓄力充足，人均耕作的土地面积更大，人力需求降低;2，物流的效率和速度高;3，百姓的生活水平高;4，军队的机动性高、战斗力强。
老百姓能轻松吃上肉，说明：1，西汉的农业中畜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2，营养水平跟得上，百姓的体质强健;3，老百姓的富裕是真的，民富国强。文景之治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将“文景之治”塑造的如此特殊呢?
第一，历史最低的税率，算赋和徭役。
汉高祖登基后确定的税率是“什五而税一”，等到了文帝和景帝时代，直接给减半变成“三十税一”，随后变成了汉代的固定税率，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低的税率。此外，汉文帝时，算赋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故而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第二，没有贻害千年的“盐铁专卖”制度，反倒“弛山泽之禁”，以此来增加民间的财富。汉文帝特意下诏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而后世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一直持续清朝，甚至贻害至今。
第三，从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到汉武帝登基之前，汉帝国没有遇到特别严重的外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的大军被匈奴包围在白登山，显而易见，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匈奴占据优势并掌握主动权，但攻坚非其所长，故而激战数日也没有将汉军击溃，最终不得不撤围而去。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是匈奴与汉帝国之间的一次相互试探，确认对方都不是好对付的，故而随后汉帝国采取了防御策略，匈奴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入侵。因此，从客观上讲，白登山之役给汉帝国带来了难得的数十年和平。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便是最好的例证。
第四，从汉初到武帝朝，帝国内部在长达70年的时间内局势相对平静，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动乱。从表面上看，汉初到武帝之间经历了七位皇帝，但实际上的统治者仅仅是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四人而已，而其中的吕后擅权时代和诛灭吕氏的过程，都是朝堂之上的小范围事件而已，并没有波及全国。景帝朝的“七国之乱”，名字看起来很吓人，可从诸侯王起兵到最终被扫平，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而已，影响同样有限。
第五，大汉帝国的腹心之地，人口最密集的关中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同样数十年没有发生大范围的自然灾害。
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汉初由于连年的战争破坏，民生凋敝，以至于“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有感于此，主动实行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与民生息。随后的吕后统治时期，虽然大封吕氏，但对于国家的治理，同样是在延续高祖的政策，“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文帝和景帝的治国方略，实际上是高祖刘邦和吕后在汉初制定的政策的延续。许多后世的历史学家都将“文景之治”的成就简单地归因于文景二帝遵循道家“清静无为”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但从笔者上面的列举的因素不难看出，“文景之治”的成就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达成的，“清静无为”很容易做到，但另外几个关键因素在后世则是完全无法重塑的，故而无论是武帝及其后的汉代，还是其后朝代，都再也无法复制这种成功来，或达到同样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