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义和团，在历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肯定者称之为：起义，痛恨者称之为：拳祸。但无论哪一种认知，都无形中证明了义和团运动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力。
除统治阶层内部对于义和团发展的推波助澜外，义和团自身凭借着“刀枪不入，神灵附体”的手段，裹挟着清朝末年的时代洪流，席卷了整个社会。
那么义和团是如何一步步从普通百姓变成神明在人间的化身的呢?
奋起抵抗的义和团
要了解义和团为何“装神弄鬼”，就必须从义和团的起源说起。“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一口号妇孺皆知，但事实上，义和团早在庚子年(1900年)三月之前就早已遍布于山东、直隶交界各州县。
义和团最早的雏形是在咸丰年间，山东等地士绅、村民为了防御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长毛”，出于保卫家园的想法所组建的民兵团体，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团练”。至于本属民兵性质的早期义和团为何变成了“扶清灭洋”的极端势力，这与山东地区的教案密不可分。
从咸丰三年的西林教案，到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随着传教士不断进入中国传教和从事间谍活动，导致民间和官方同洋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尤其是自1897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后，山东地区的洋教和民间的矛盾达到了最高峰。
连“义和团”三字的诞生也和玉皇大帝与天主的“斗争”息息相关。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1887年，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当地教民在洋人的撑腰下，在该村的玉皇庙地基上建起了教堂，由此村民、教民之间就因为新旧信仰不停的争执。
梨园屯村民在当地士绅的带领下捣毁了教堂，并向县、府、道各级衙门控告教民。由于官老爷怕洋老爷，导致梨园屯村民的控诉迟迟没有结果，可本乡本土的乡绅也是县老爷不能过分得罪的，所以这件事一直拖到1891年才拿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由冠县县衙出资二百两，让教民另选地方建立教堂。
可教民经过四年的斗争，早体验到了洋人撑腰的好处，此时他们已不满足于最初兴建教堂的愿望，反而进一步向官府诬陷当地村民是乱党。梨园屯村民知晓此事后，便前往教堂理论，结果双方争执之下，教民开了枪，由此更激化了矛盾。
这时义和团的前身：由民间武术团体“梅花拳”中诞生的“十八魁”就开始带着本乡本土的村民开始抗争，各处捣毁教堂，杀害教民，并散布传教士用小孩眼珠子点银子，做红丸的迷信传说。利用这样的恐慌氛围，以“十八魁”为首的排外仇洋的意识形态迅速蔓延到了山东、直隶交界各地。眼看“十八魁”势大，官府只好派兵弹压，直到1898年才成功逼迫梅花拳解散。但化整为零的拳众，也自此改头换面号为：义和团。
在与洋人、教民、官府的不断斗争中，树大招风的义和团也明确“以仇天主、耶稣教为宗旨”的行动纲领，从而规避了官府对他的绞杀。为了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信仰上与基督教抗衡，义和团在《团匪莠言》中开始明确提出，义和团众拥有法术，且师从“某地仙处···学得金丹之秘法与拳法，此金丹者服之入水不溺，入火不毁，刀枪不能伤”，这样的噱头也成了义和团裹挟乡野村民的宣传旗帜。
愚昧无知的义和团
随着义和团不断地成长壮大，他们“创造性的发明”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神灵附体的神仙谱系。不过这些神仙与中国任何传统宗教的神佛体系都不相同，而是带着深深的民间色彩的大杂烩。据不完全的统计，义和团请神附体，崇拜的神仙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以玉皇大帝、黎山老母、八仙、杨戬、哪吒、孙悟空等为主的小说神话人物;
二是以关羽、诸葛亮、周仓等为主的忠臣义士;
三是以山东地区流行的黄三太、黄天霸、窦尔敦为主的除暴安良的民间英雄;
四是以托塔天王、西楚霸王、杨家将等为主的猛将;
从这些混搭的神仙阵容来看，充分地暴露了义和团信仰的混乱和来源之通俗性，甚至连义和团自身都无法分辨这些神仙之间的差别。
在亲历庚子国难的怀来县令吴永所口述的《庚子西狩丛谈》中，就记载了义和团前往县衙闹事时的窘态。
先是一人来到怀来县衙后面目抽搐，欠身起立，称自己是八仙中的汉钟离大仙，并向吴永拱手问好，接着旁边一人又做神灵附体状，起身称自己为吕洞宾。接着两位“大仙”以师兄弟之礼相互问好，意图用神仙语气恫吓吴永。可正是这段双簧，暴露了义和团装神弄鬼的真面目，使原本忐忑不已的吴永镇定下来。盖因汉钟离是吕洞宾成仙时的老师，如果真是神仙降临，岂会以兄弟相称乱了辈分，由此吴永才开始放心应付这些褪去神仙光环的“暴民”。
不但义和团众人搞不清楚神仙的谱系、辈分，甚至在他们身上，降神附体的法术还会出现“撞车”的现象。
义和团众十分崇尚关羽，往往借关羽之忠义，假托附身。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就载有大觉庵处有一“拳匪”某甲称自己为关羽附身，并与某处同样自称关羽附身的拳匪某乙互相指斥对方为假。
最后二人约定向某匪首处求裁决二人谁真谁假，不料匪首当堂大怒，称：“吾乃是真关公附体，汝等狼崽子，胆敢冒名欺人，该杀!乃挥手做刀劈状，甲乙乃不复辩。”如此混乱无序的制度，也就导致了很多目的不纯之人借着义和团的外衣，化身为各种“妖魔鬼怪”祸害百姓。
暴虐混乱的义和团
为了虚张声势，蛊惑人心，庚子年五月间义和团还以辨别“二毛子”为借口，在北京城各处设置拳坛，遇到不顺眼的官员、民众就将其绑至拳坛，强迫跪下，在拳坛前烧黄纸一叠。义和团称：如果黄纸烧过后的灰烬，能被风吹上天，就代表下跪之人是被神明承认的良民，反之就是洋人的帮凶。可怜人命存活与否全靠一股风，不由得让当时的京城百姓人人自危，战战兢兢。
更有甚者在1900年五月以后，在义和团攻打北京城的外国使馆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他们为了立威，来到在北京城外掳掠百姓，诬陷他们为白莲教徒，威逼清廷将他们斩首示众。当时迫于义和团的声势，刑部不加审问就将这些老弱男妇六七十人全部驱到西市问斩。
为排除异己，抢占地盘，义和团还对当时其他的宗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在怀来县有一座古刹名为白衣庵，当地的义和团为了抢夺庙产，遂派上千人围困寺庙，但苦于没有借口动手，便也给白衣庵住持扣上白莲教余孽的帽子，拖出庵门，焚烧致死，周围居民皆知住持无辜，但无人敢为其申诉。
污蔑百姓是二毛子，可以理解，为什么义和团还要给人扣上白莲教的帽子呢?那是因为在清代白莲教是被官方定性的邪教，且律例规定凡是白莲教徒一律拿问处罚，因此义和团用这个幌子排斥异己百试不爽。
但就在义和团污蔑别人是白莲教的时候，真正的白莲教余孽也假借义和团的名义在背后煽风点火，到处散布反清的谶语、口诀等，总之当时整个山东、直隶、京畿等地被这些邪教、乱民搅扰的鸡犬不安。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混乱情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趁机披着义和团的外衣，行肮脏之事，因此便出现了伪团民和真团民之分，真团民自不必多说，伪团民则是花样百出。
彼时真正的义和团内有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结果由少妇组成的“花灯照”、年老女人组成的“蓝灯照”、寡妇组成的“黑灯照”、乞丐组成的“砂锅照”等等就逐渐兴起尾随其后。这些伪团民中不乏娼妓老鸨、地痞流氓、土匪马贼、白莲余孽之流混迹其中，敲诈勒索、横行无忌，让普通百姓苦不堪言。
骗人害己的义和团
百姓被如此欺凌，却依旧大量依附于义和团，除了从恶获利的念头外，更多的是被骗了。所谓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也一起骗，这个理论用在装神弄鬼的义和团众身上再切合不过。
义和团崇尚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之法多是先起一拳坛，在公开的情况下让弟子到此焚香叩头盟誓，不过能到这里磕头的弟子多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孩子，不能年龄过大。弟子跪拜后则由执掌拳坛的大师兄授予由朱砂绘就的符箓一张，弟子将符咒自备巾带扎起，大师兄为说咒上身，名曰：上法。
这张大师兄授予的符箓，弟子们或者是佩戴，或者是直接吞下，又或者是烧成灰和水饮下。然后弟子便倒地如卧状，少时即起，向东南方向叩头，目瞪口吹，气力尽提于上身，执刀兵乱舞，此时的弟子已是“面红眼直视，口喷白沫”，这也就代表着请神附身成功了。弟子可按照此法，一日三次练习，但问题就在于练完后人就会变得萎靡不堪，怯弱甚于常时。
从以上的描述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按戴玄之先生的理论，上述的种种请神附体行为只是大师兄对弟子的催眠而已。
之所以选用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是因为他们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按专业说法叫做对催眠术的感性高，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而且受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拳坛的大氛围下认为自己诚心就会请到神仙附体，进而产生自我催眠的效果。这一点在《乱中记事残稿》、《庚子西行记事》、《庚子西狩丛谈》等资料中都有印证。
同时由大师兄所授予的用朱砂符箓也有问题。按中医典籍的记载，朱砂能通血脉、益精神，悦泽人面，同时朱砂又有安神、镇定的作用，但多服会让人痴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吃符”之后，人会变得“面红眼直视”、“其形如疯”的原因之一。
处于这种被催眠的状态下，受害者自然是对施术者言听计从，在失去思考的能力后，于潜意识印象中，模仿所接触过的戏剧、话本中的神仙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义和团请下的神多是民间小说、戏文中人物的原因了。
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有的人没有被催眠成功的现象，对于这种状况，大师兄多以弟子与神无缘，不可教为理由赶将出去，便可推卸责任，避免谎言被戳破的窘境。凭借着“装神弄鬼”的催眠手段，义和团迅速成为了风口浪尖的弄潮儿，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随着利用价值的消失，义和团在给朝廷“惹下”塌天祸事后，最终在洋人和清廷的共同绞杀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19世纪末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上义和团趁势而起，虽然他们兴起之初有着最原始的、自发的、民族主义觉醒的萌芽，但在后期，义和团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愚昧和混乱。而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义和团也沦为了统治阶层操弄在手中的利刃。可惜对于“武艺不佳”的清政府来说，这把利刃不仅伤人更伤己。义和团也正如杜月笙著名的“夜壶论”一般，在主人使用过后不仅被嫌弃，事后还被摔的粉身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