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以后，无论是寒门蓬户，还是名门大族，大都提倡“耕读传家”。至今，很多家庭的门额上都还有各种字体的“耕读传家”。
这不仅是一种家训家风的现实书写，也是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映射。古人为什么选择“耕读传家”?
其一，守护祖先香火：在传统农业社会，即便官居一品，富甲天下，但远离故土的居所，都只能算是一时的栖身之地。祖先坟墓，家族祠堂所在地，才是身心的归宿和灵魂的寄托之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守护祖茔，礼敬祠堂，不仅是一种孝道的文化迫力，也是身份认同，而催生的行为选择，所以，才有了“叶落归根”、“告老还乡”的心理需求，以及社会性集体行动。
乡村精英的回归，启动了传统人才培育与输出的良性循环。以“耕”养生保家，以“读”立身报国，功成名就，再回归故里。如此代代相循，实现了城与乡、家与国的有序互动。
其二，淬炼子孙心性：农业属于低端产业，但属于治生之本。一旦外出为官、经商风险太大，很多家族就会趋向“力农”。
明末清初，世局大乱，民间大儒张履祥，避居乡野，督促子孙辛勤务农。
张履祥为什么选择“力农”?首先，守身守心。务农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衣食不愁就可以不求人，保持人格独立，恪守廉耻之道。其次，培德立品。务农一道，艰苦繁难，既可以培育勤俭的好品格，也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再次，知本知足。务农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勤奋努力，什么时候该求人帮忙，或者还人情，什么时候该守着老天等雨来，这就明白了自处之道和礼让之道，还知道了人力和天时的关系。如此，人人知廉耻，明礼让，懂天运，人心自然回归正道，家族自然和谐昌盛。
为了让子弟们了解、体味农业，张履祥身体力行，艺谷栽桑，育蚕放牧，还手抄《沈氏农书》，撰写《补农书》。
但“力农”绝不意味着放弃“业儒”。晨昏之间、劳作之余、农闲之际，张履祥要求所有子孙必须刻苦读书，自我磨砺，既提高自身素养，也为未来入世做好准备。
其三，家族内部分工：“耕读传家”，有利于实现家族内部的职业分工。
虽然，读书是所有子弟的义务，但天资有异，勤惰不一，不可能所有子孙都走科举一途。南宋倪思建议：父祖辈一定要为子孙规划资身、养家之术。有才能的就修习举业，博取青紫;下一等的，就让经商谋生;再下一等的，就选择务农养家。
这是一种自然分工，也是优胜劣汰的必然。明清之际大名士傅山家里两个孩子天资都不错。傅山告诫两兄弟：傅家的读书种子，就是你俩兄弟了。你们只管读书，其他任何事都不用参与，省得扰乱读书的心态。
为什么称为“种子”?因为，可以岁岁播种，代代结果，世泽绵绵，永享福禄。
其四，抵御外来风险：康熙朝宰相张英之母吴氏，精通《毛诗》《孝经》，在明清鼎革之际，虽是身居闺阁的女性，却能明判天下大势，无数次带领全家化险为夷。
崇祯末年，丈夫张秉彝本有机会选授美官。但吴氏认为：世道混乱，如果继续做官，要么殉情旧朝，要么效命新王。两样选择都很危险，与其履危蹈险，倒不如另选他途：退隐江湖，耕读传家。于是全家归隐桐城，拾柴种蔬，粗食自给，既保全身家，又无亏名节。
后来，张家躲避匪患兵火，颠沛流离，家无定所。但无论是身处桐城乡间，还是蜗居南京小屋，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
后来，张英位极人臣，但秉承母教，终生以“敬愼”自律。更巧合的是，张英的夫人姚氏，也是名家之女，也精通《毛诗》，还精通《资治通鉴》，也辛勤持家，亲自长育、教导八个子女，从来不让保姆插手孩子的教育。有了这样的好母亲，桐城张家终于在张廷玉一辈达到顶峰。康熙皇帝在公开场合表扬张廷玉家不仅父训有方，母亲姚氏也“母教有素”。
实际上，吴氏的逻辑和张履祥的逻辑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耕读传家”是一个家族防范、抵御不可控风险的最佳路径：“耕”确保子孙基本的生存来源和人格独立;“读”则提升子孙修养和技能，为家族未来复兴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