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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很多是无论寒门蓬户,还是名门大族都选择耕读传家?

2020-05-29 耕读传家 历史 耕读传家原因

汉晋以后,无论是寒门蓬户,还是名门大族,大都提倡“耕读传家”。至今,很多家庭的门额上都还有各种字体的“耕读传家”。

这不仅是一种家训家风的现实书写,也是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映射。古人为什么选择“耕读传家”?

其一,守护祖先香火:在传统农业社会,即便官居一品,富甲天下,但远离故土的居所,都只能算是一时的栖身之地。祖先坟墓,家族祠堂所在地,才是身心的归宿和灵魂的寄托之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守护祖茔,礼敬祠堂,不仅是一种孝道的文化迫力,也是身份认同,而催生的行为选择,所以,才有了“叶落归根”、“告老还乡”的心理需求,以及社会性集体行动。

乡村精英的回归,启动了传统人才培育与输出的良性循环。以“耕”养生保家,以“读”立身报国,功成名就,再回归故里。如此代代相循,实现了城与乡、家与国的有序互动。

其二,淬炼子孙心性:农业属于低端产业,但属于治生之本。一旦外出为官、经商风险太大,很多家族就会趋向“力农”。

明末清初,世局大乱,民间大儒张履祥,避居乡野,督促子孙辛勤务农。

张履祥为什么选择“力农”?首先,守身守心。务农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衣食不愁就可以不求人,保持人格独立,恪守廉耻之道。其次,培德立品。务农一道,艰苦繁难,既可以培育勤俭的好品格,也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再次,知本知足。务农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勤奋努力,什么时候该求人帮忙,或者还人情,什么时候该守着老天等雨来,这就明白了自处之道和礼让之道,还知道了人力和天时的关系。如此,人人知廉耻,明礼让,懂天运,人心自然回归正道,家族自然和谐昌盛。

为了让子弟们了解、体味农业,张履祥身体力行,艺谷栽桑,育蚕放牧,还手抄《沈氏农书》,撰写《补农书》。

但“力农”绝不意味着放弃“业儒”。晨昏之间、劳作之余、农闲之际,张履祥要求所有子孙必须刻苦读书,自我磨砺,既提高自身素养,也为未来入世做好准备。

其三,家族内部分工:“耕读传家”,有利于实现家族内部的职业分工。

虽然,读书是所有子弟的义务,但天资有异,勤惰不一,不可能所有子孙都走科举一途。南宋倪思建议:父祖辈一定要为子孙规划资身、养家之术。有才能的就修习举业,博取青紫;下一等的,就让经商谋生;再下一等的,就选择务农养家。

这是一种自然分工,也是优胜劣汰的必然。明清之际大名士傅山家里两个孩子天资都不错。傅山告诫两兄弟:傅家的读书种子,就是你俩兄弟了。你们只管读书,其他任何事都不用参与,省得扰乱读书的心态。

为什么称为“种子”?因为,可以岁岁播种,代代结果,世泽绵绵,永享福禄。

其四,抵御外来风险:康熙朝宰相张英之母吴氏,精通《毛诗》《孝经》,在明清鼎革之际,虽是身居闺阁的女性,却能明判天下大势,无数次带领全家化险为夷。

崇祯末年,丈夫张秉彝本有机会选授美官。但吴氏认为:世道混乱,如果继续做官,要么殉情旧朝,要么效命新王。两样选择都很危险,与其履危蹈险,倒不如另选他途:退隐江湖,耕读传家。于是全家归隐桐城,拾柴种蔬,粗食自给,既保全身家,又无亏名节。

后来,张家躲避匪患兵火,颠沛流离,家无定所。但无论是身处桐城乡间,还是蜗居南京小屋,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

后来,张英位极人臣,但秉承母教,终生以“敬愼”自律。更巧合的是,张英的夫人姚氏,也是名家之女,也精通《毛诗》,还精通《资治通鉴》,也辛勤持家,亲自长育、教导八个子女,从来不让保姆插手孩子的教育。有了这样的好母亲,桐城张家终于在张廷玉一辈达到顶峰。康熙皇帝在公开场合表扬张廷玉家不仅父训有方,母亲姚氏也“母教有素”。

实际上,吴氏的逻辑和张履祥的逻辑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耕读传家”是一个家族防范、抵御不可控风险的最佳路径:“耕”确保子孙基本的生存来源和人格独立;“读”则提升子孙修养和技能,为家族未来复兴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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