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就像个“魔咒”一样困扰着人们。自古及今，聚讼纷纭，迄今仍未有定论。《论语·阳货》中孔子曾说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在春秋时期，人性问题尚未成为一个重要话题。而到了战国时期，就明显不同了。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战国中期便已出现了四种人性理论。
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食、色，性也”，所以人性不能用善恶来定义评价。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则提出“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认为人性可以为善，当然也可以为恶。
换句话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公都子则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也就是说有的人的人性是善的，而有些人则是恶的。孟子一改众说，主张人性本善。于是就有了“人之初，性本善”。
荀子专撰《性恶》篇以明人性本义，不遗余力地驳斥孟子性善说。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一语拉开了论证性恶的理论大幕。
荀子从善良行为的“人为”属性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从个人利益之心、嫉妒憎恨之心、喜爱声色之心出发的。
荀子认为，人类生来就有各种欲望，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之类，当欲望达不到自己的心理底线时，就会突破限度，跨越界限展开争夺，引起社会混乱。
但这决不意味着“恶”是值得提倡的，也不意味着“性恶”是无法改变的。
古代圣贤因为憎恶这种混乱局面，站了出来，制定礼义来区分人的等级界限，适度满足人们的欲望和追求，使人的欲望与物质供应的限度之间实现某种有序化。这就是礼产生的原因。
荀子对人性的可塑性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同时特别重视环境在人性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成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流转型的非现成性的东西。
人人都可以“拟于舜、禹，参于天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从来没有天生的圣贤，而是“化性起伪”不断改造人性的结果，经历了巩固、培养、扩充、发展、完善的过程。
《晋书·周处传》中记载了周处的人性由恶到善的转变过程。这就是“周处除三害”的典故。周处年少时，好任侠，为患乡里。当时义兴的河中有蛟龙，山上有猛虎。
义兴的百姓称蛟龙、猛虎、周处是三害。三害之中乡里人最惧怕周处。有人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实际上是希望三害互相厮杀，让乡里少受其害。周处上山杀死了老虎，又下河斩杀蛟龙。
当他得知乡里人因为他下河久不归而认为自己已死而拍手称庆时，非常愧疚。他不愿意被当作言恶必稽之人，决心悔过自新，最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忠臣。“除三害”其实最难的不是蛟龙、猛虎，而是自己的人性。
总之，战国时期的人性论几乎囊括了人性的所有可能性。其实，从来没有现成的人性，只有不断生成中的人性。人性对于个体来讲，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是动态流转的，而不可能是确定不移的静态之物。
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难移，并不是不能移。在荀子看来，这就需要进行一番“化性起伪”的艰难历练过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