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边境藩镇将领，时任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这场旷日持久、规模浩大的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叛军前期的指挥官是安禄山，后期是他的部将史思明，因此称之为“安史之乱”(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关于这场规模浩大叛乱的起因，无论是其后的唐人，还是后世的史学家，其中的相当大的部分，都过分解读了，认为是大唐帝国内部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然而，实际上，这场叛乱的最直接根源不过是杨国忠和安禄山两人争宠夺权引发的，安禄山作为失败者，担心小命不保，不得不举兵反叛，这也是他在起兵之初声称自己接到了唐玄宗的谕旨，命令他去讨伐杨国忠的根本原因。
首先，安禄山是真正得到唐玄宗喜爱和宠信的将领。
《旧唐书》：(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为置第宇，穷极壮丽，以金银为篣筐笊篱等。上御勤政楼，于御坐东为设一大金鸡障，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帘。十载入朝，又求为河东节度，因拜之。《旧唐书》
显而易见，藩镇大将，位高权重，并且年龄不小，竟然在皇帝面前卖力的表演舞蹈，取悦皇帝，自然是想获得皇帝的欢心和宠爱。安禄山彼时年龄虽长，但是仍然比玄宗小了18岁，完全是儿子辈的，故而这番举动并不显得唐突，而玄宗给予的回报则是有求必应，答应了他当河东节度使的要求。此外，唐玄宗还对安禄山的儿子给予高官厚禄：大儿子安庆宗，任太仆卿;小儿子安庆绪，任鸿胪卿。并且把自己的孙女，皇太子的女儿，嫁给了安庆宗。
而在750年，安禄山在讨伐契丹和奚获胜之后，甚至得到了唐玄宗首肯可以自行铸造钱币这种无与伦比的荣誉，皇帝对其宠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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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安禄山最初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成为大唐的宰相。
李林甫为相19年，大权独揽，但是由于其精明强干，善于操控人心，将桀骜不驯的安禄山等藩镇收拾的服服帖帖：李林甫为相，朝臣莫敢抗礼，禄山承恩深。入谒不甚罄折。林甫命王鉷，鉷趋拜谨甚，禄山悚息，腰渐曲。每与语，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禄山以为神明，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温言，中书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禄山欣荷，无所隐，呼为十郎。骆谷奏事，先问：“十郎何言?”有好言则喜跃，若但言“大夫须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阿与，我死也!”
李林甫病逝之后，安禄山希望能够以军功和玄宗的喜爱，得以接替李林甫，成为宰相，达到位极人臣的人生巅峰，而反过来，玄宗皇帝实际上不但确实有这个打算，甚至已经让人起早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的诏书，不过由于杨国忠的坚决反对，诏书最终没有发出去。要命的是，安禄山从自己的渠道得知了此事，自然是非常不满。
最后，杨国忠之所以能掌握朝政，是因为同样得到了玄宗的宠信。
杨国忠的宠信，大部分源于玄宗皇帝对杨贵妃的宠爱，并非其本身能力的缘故，再加上其通过扳倒和肃清李林甫的势力起家，自然而然敌视被视为李林甫党羽的安禄山。假如安禄山得以成为宰相，在朝廷有玄宗的宠爱和相当多官员的拥护，地方上又有几个重要藩镇节度使军权的支撑，杨国忠的下场必然是被逐出权力中枢，并丢掉小命，要知道，他并非杨贵妃的亲兄弟，仅仅是个远亲而已。
于是乎，杨国忠充分利用自己靠近皇帝和掌握朝政的便利条件，先是逐步把安禄山在朝廷中的同党和代言人一一清除掉，并且经常炮制一些能证明安禄山企图谋反的证据，以此来慢慢削弱玄宗对他的信任，然后再寻找机会将其除掉。
安禄山的长子和妻子一直留在长安，故而远在河东的安禄山始终能得到朝廷内部的消息，玄宗态度的变化不可避免的引起他的恐慌，为了保命，不得不举兵造反，希望能迫使玄宗处死杨国忠。
要知道，那些认为安禄山处心积虑想要造反的论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很简单，以安禄山的眼光，肯定知道他根本没有可能推翻大唐王朝并取而代之!不错，安禄山手握近二十万重兵、精兵，但名将哥舒翰率领的西北边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弱于他，再加上各地数量庞大的守备部队，以及高仙芝、郭子仪等名将。此外，彼时的唐朝统治并没有极度糜烂到民不聊生的地步，民间依然是肯定和认可李唐统治的，叛乱者不可能指望反旗一起，应者云集。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就是安禄山和杨国忠争宠夺权引发的叛乱，并没有特别深刻的社会根源，那些相关的论断和现象，不过是叛乱扩大后引起的连锁反应而已，是“果”不是“因”。以此为据，自然是因果倒置，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