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自隋代创立以后，逐渐成为国家选拨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后的唐、宋、金、辽等朝皆大力推广，并结合统治需要，建立了完备的科举体系，对后世科举取士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到了元初时，科举却突然中断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托雷的先后带领下，蒙古军队对金、欧洲东部诸国、西亚诸国、南宋等的征伐，控制了辽阔的领土面积。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效仿中原的典章制度，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作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蒙古贵族“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特点并未完全改变，仍然倚重蒙古贵族的军功吏才，统治阶层和儒臣对是否采行科举取士存在很大的分歧。经过许多儒臣的竭力提议，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宣布“行科举”，此时距元世祖攻灭南宋已经有三十四年之久，这是自科举创立以来中断时间最长的一次。
元朝关于实行科举的讨论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期最为激烈。元朝建立之后，随着统治的版图在中原地区迅速扩展，元世祖忽必烈及部分蒙古贵族对中原文化的认知程度明显加深，科举作为影响中原地区士子的重要制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有不少大臣提出应当以科举取士，并且说明科举取士的重要性。元世祖也认为科举是良法，准备下令实行科举，并且要求中书省和翰林学士议定科举程式，然而诏令并未被付诸实施。尽管如此，通过多次讨论，基本确立了元朝科举考试内容，即重经义，轻诗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忽必烈时期关于采行科举的争论可以看作是元朝实行科举的酝酿。
元成宗即位之初，即将实行科举制度提上日程，即位诏书就要求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王恽是力主实行科举取士的儒臣，他在给刚刚登基的元成宗上奏《守成事鉴》中列有“选士”一条，建议尽快恢复科举取士制度。
尽管王恽请求朝廷迅速恢复科举，但他并不主张草率实行科举，他认为实行科举的前提是恢复和发展官学教育，以便使科举选拨的人才具有真才实学，他甚至认为需要将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直接关联起来，这不但能选拨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且可以促进官学教育的发展，这适合元初需要大力发展官学教育的实际情况。然而，王恽等人的呼吁并未让科举得以恢复，科举取士仍然停留在讨论阶段。
元初之所以长时间没有实行科举取士，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贵族对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抵制是其内在原因。正如翰林集贤直学士程钜夫在《吏治五事》之四《学校》所言：“盖尝有旨行贡举，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谆切，而妄人辄阴沮之，应故事而集议，凡几作辍矣。然则无怪乎选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
在程钜夫看来，尽管皇帝下圣旨要恢复科举，皇帝非常迫切地希望通过选拨有才能的人任官，但是总有一些奸佞之人背地里阻止，导致每次的讨论都是无果而终。而“阴沮”之人主要是部分蒙古贵族。
蒙古贵族之所以会如此抗拒科举取士，主要是担心通过科举制度选拨的儒臣会危机本民族的专制统治，以及个人私利。蒙古贵族在长期的征伐过程中，任命了大量的蒙古贵族为官员，而忽必烈则大量使用南宋、金朝原有的官员。不仅如此，当权的蒙古贵族大肆卖官，并成泛滥之势。
卖官鬻爵反而成为了蒙古贵族抵制科举的借口，他们认为现在的官员人数多，职务少，如果再实行科举选拨官员，会使僧多粥少的矛盾更加突出。
其实，不只是蒙古贵族反对实行科举，部分南宋遗民和知识分子将南宋的覆亡归咎于科举，因此他们严厉批评科举，甚至产生了对科举的偏见，认为元朝不需要实行科举。元代理学家吴澄说：“岂是科果能得人也哉?呜呼!穷之所学非达之所用;达之所用非穷之所学。一旦弃举子业，登吏部选，有民有社，临事懵然者众矣，方且以科第自高、自荣而骄世胄。”
吴澄认为科举应试知识没有实用价值，一旦这些读书人通过科举做官了，他们就放弃了应举所学，毫无政务经验，但是他们还是以有科举功名而自视清高。因此，吴澄认为科举根本无法选拨到有才能的人。有学者更直接指出科举应试之学贻误了天下的人才。
部分来自北方的大臣、学者对科举也持否定态度，他们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皇帝关于恢复科举的决策。因此，尽管大臣们屡次提议实行科举，但都是无果而终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