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影响有负面的也有积极的，下面带你看看积极的影响在哪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特殊的一场叛乱，仅仅七、八年的叛乱就将大唐从盛世急速转为衰落，把中国从大一统的局面又打回了纷争割据的时代，对于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没有任何积极影响，但是放眼整个历史时间轴，它确实存在一些积极的方面，那就是奠定了了北方政治和南方经济的基础，加速了格局的转变。为了更好的阐述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下安史之乱的始末。

公元685年唐玄宗继位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序幕，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无一不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此时疆域近1700万平方公里，人口是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为了稳固边疆局势和对外扩张，在边境地区实行“胡人治胡”政策进而形成藩镇，又由于兵制改革让这些统领地方的藩镇节度使有了募兵之权，这就给以后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安禄山是这些藩镇首领中很有军事才能且非常狡猾的一位，他是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精通6种藩镇地方语言。为了筹备谋反安禄山一面暗中加强军备一面在朝廷大肆贿赂官员讨好杨贵妃，于是安禄山平步青云，兼任为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受封东平郡王，造反之时安禄山的兵力非常强大，一度拥有18万军队，远高于唐朝政府的13万人，并且整个边境的藩镇军队高达49万人，外重内轻的军力分配让唐朝陷入巨大的风险中。唐朝中央军这仅有的兵力还被宰相杨国忠(杨贵妃族兄)带去云南攻打南诏，经过两次征战兵力几乎消耗殆尽。兵力的严重衰弱也是安禄山反叛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于是折戟南诏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之名举旗反叛。

叛乱一开始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唐军节节败退，叛军次月攻占东京洛阳仅仅半年时间一路东进攻占了西京长安，唐玄宗被迫向南逃亡，经历了灵宝之战、马嵬兵变之后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战事才迎来了转机。

敲黑板说重点，转机来自于757年正月到十月的睢阳保卫战。

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保卫战是安史之乱唐军由溃败到反击的重要转折点，睢阳位于大运河汴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保障南北畅通的重镇。镇守睢阳的是太守许远和河南节度使张巡，由于睢阳兵力不足，开战之前张巡从外地调兵3000入城和许远合兵一处共计6800人，战争伊始，叛军在尹子奇带领下久攻睢阳一月有余，共计死伤2万之众也未能攻破城池，随着时间推移战争逐渐从进攻转为围困一直到同年10月，睢阳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叛军破城，张巡兵败被杀。

睢阳保卫战的意义在于不仅保卫了江淮地区稳定和运河畅通，确保了粮草及时向北方供应保障了部队补给线，更是牵制了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几十万叛军，同时用不到7000人在先后400余次大小战役中杀伤叛军十几万人，极大的鼓舞了唐军士气。在睢阳城破前一个月唐军收复了西京长安，睢阳城破之后十多天收复了东京洛阳。毫不客气的讲如果没有张巡和许远的坚守，中国历史可能会就此改写，提前进入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为表彰其功绩两人死后均被追赠大都督，后世文人雅客以及史实资料均对两人做出了极高评价，下面是唐代著名文人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专门来歌颂张巡和许远两人的功绩

守一城，捍天下度，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问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答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当然，拯救唐朝成就张巡最根本的是大运河从江淮源源不断的向北方输血，大运河的贯通和发展也展现了隋唐两代统治者对发展南方经济的高度政治智慧和远见。这也基本确定了中国南北格局开始，东西格局的结束。安史之乱加快了劳动者从战乱频发的北方向江淮地区的迁徙，极大促进南方的经济发展，此后南方经济逐步提升并超越北方。

安史之乱的影响有负面的也有积极的

确定好南方的经济地位，我们继续讲安史之乱对于唐朝影响。安史之乱对中原和华北地区经济和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好在这些都可以用江淮地区来补给。但是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影响只能让唐朝政府更加依赖藩镇，尤其是在叛乱僵持拉锯阶段，唐军逐渐明白单纯依靠自己的实力已经无法平定叛乱，于是开始一边联合回纥等部族的同时封赏新的藩镇，并招降叛军将领，终于在公元763年平定叛乱。

叛乱平定之后留给唐代宗的问题非常棘手，首当其冲的就是藩镇问题，由于平定叛乱让唐朝国力大减，同时征用了多方势力，于是乎中央政府在战后依然姑息延续了藩镇政策，这让藩镇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更加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

这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位归唐降将李怀仙、田承嗣、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的处置，此三人在战争末期归降，但是唐代宗没有能力和魄力铲除后患，于是三人就地任命为范阳、成德、魏博三镇节度使，分别占据河北的北部中部南部史称河朔三镇，这完全还是安禄山以前的势力范围。这三镇节度使的继任不受朝廷管束，不上缴利税但接受朝廷粮草。当时三镇割据的河北地区在唐朝的范围大概是如今的京津冀和鲁北地区，可见地位的重要性，河北地区的产值在当时占整个唐朝一半左右。

经济上三镇让唐王朝入不敷出，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只能更加仰仗江淮地区的税收和粮草，文化上河北地区成了多民族聚集地，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提出了河北胡化的观点。俨然江淮地区已经成为唐王朝中晚期生存的根本，而大运河成为了运输血脉，当然这块富庶的地区被许多居心叵测之人盯着，最具地利的就是淮西节度使，淮西节度使掌管今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是大运河通往长安和洛阳的必经之地。

于是在权力和财富的刺激之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趁关中大旱于公元782年公然反叛，囚禁并杀害名臣颜真卿并于次年占领汴州称帝，这让朝廷非常恐慌，这等于断了唐朝的供给。后来李希烈被刘洽击败退回淮西并于786年被部将毒杀，李希烈的叛乱宣告结束，这才让唐王朝长舒一口气同时也意识到了淮西的重要，一点也不比河北和江淮逊色。

当然在在权力趋势下，后面继任的几位淮西节度使又发生过很多次的叛乱，到了唐宪宗李纯继位以后，才决定彻底解决淮西问题，公元814年唐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讨伐吴元济，鏖战3年后李愬雪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成为了军事史上著名的奇袭战，公元818年唐宪宗下诏废除淮西节度使。自此唐王朝彻底解除了后方的隐患底气大增，同时也让各藩镇惶恐不安，主动或者被动全部削藩成功，唐朝短暂的获得了统一。

不过河北三镇很快又重新割据，此时唐朝对于河北藩镇不再去重点管控，转为严格控制以南地区藩镇，任命文官为节度使缩短任期并且削减军队。这样逐渐明确了南方发展经济，北方发展军事和政治的格局。

最后来总结一下安史之乱对于南北格局的影响，我们分开来分析。

首先是战后南方经济中心从江淮继续南移，安史之乱之后大量北方的劳动者和手工业者南迁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生产力，但是江淮地区的藩镇被废除掉后，唐朝政府削减了地方军队和地方官员配置，这无形中削弱了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于是地方乡绅等势力逐渐壮大，许多问题地方政府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完成，又由于他们拥有大量良田和产业，需要给北方提供高额的利税，这对于他们也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在唐末南方爆发的几次反叛起义中，这些有钱有粮的社会中坚力量成为反叛的支持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为尽可能的躲避战乱，这也让经济中心从江淮再次南移并持续到现如今的大格局，就如现在最发达的江浙沪粤。

其次是北方的政治格局逐步北移，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周边部族的威慑，对其军事态度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从河北三镇到之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无一不对汉族统治者造成了巨大威胁。这也让中国在农耕基础上逐步加入了草原放牧的特色。尤其是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族之后，从此中原地区的北方门户也被彻底打开。北宋灭亡后，金朝就把国都定在了中都即今天的北京，这样往南即可通往华北农耕区，往北过了燕山山脉连着广阔草原。

同样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又做了一个创举，把隋朝大运河取直从苏杭直接连通北京，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京杭运河，隋朝建立大运河本身就是为了方便统治阶级获取南方丰富的物资，同时也是为了快速运兵方便平定南方叛乱，既然现在元大都定在北京，那运河取直直接节省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虽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帝，但是燕王朱棣在北平封藩，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后朱棣南下以清君侧名义发动靖难之役登上帝位，1417年朱棣大规模营建北京皇宫并于1420年迁都北京。朱棣的迁都就是为了震慑少数部族的威胁，并且他五次亲征蒙古皆取得胜利，从此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结束语：没有安史之乱，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会是如此，尤其是在古代北方常年天灾人祸频发，旱灾水灾蝗灾远多于南方加之长期的战乱，这都会加速人口向更适宜更舒适的南方移动，尤其是手工业者、商人等脑力劳动者，这会更加促进南方发展。而统治阶层为了统治稳定，把首都从中原改迁到草原和平原分界线，能及时洞察边疆部族的异动及时做出反应，又能从大运河源源不断获取南方资源。所以现代中国的南经济北政治格局一直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也加快这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