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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人才不是靠看就能看出来的,看得顺眼也未必是人才

2020-05-29 春秋历史 王充 董仲舒

王充在《论衡·定贤》中说到西汉吾丘寿王的任职问题。吾丘寿王起先在汉武帝身边任“待招”,汉武帝让他从董仲舒“受《春秋》”,因为“才高,通明于事”,以后又被汉武帝委以重任,去当东郡都尉,且“以寿王之贤,不置太守”,他这个都尉,可谓一身兼二任,军政双肩挑,别的都尉或太守是“两千石”,他是“四千石”。吾丘寿王上任之后,东郡的政局却无丝毫起色,“时军发,民骚动,岁恶,盗贼不息”。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子在朕前时,辐凑并至,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至连十余城之势,任四千石之重,而盗贼浮船行攻取于库兵,甚不称在前时,何也?”看来,汉武帝对此不仅大失所望,而且迷惑不解:在他身边时,“辐凑并至”,颇有谋略,乃是“天下少双,海内寡二”的奇才,这才委以重任,去了之后竟然一筹莫展,岂不令人费解?

吾丘寿王在汉武帝身边之时,如何“通明于事”,“辐凑并至”,王充没有说,查阅《汉书》,并无所获。只知道他年轻时,是因精通格五棋而被召入京侍奉汉武帝的,从董仲舒“受《春秋》”也很有悟性。此外就没有“通明于事”,“辐凑并至”之例证了。被诏回武帝身边改任光禄大夫之后,倒有两件事,或许可见他的“才干”与“谋略”。

一是关于丞相公孙弘“民不得挟弓弩”之奏言的驳议。吾丘寿王说:古时创制矛、戟、弓、剑、戈五种兵器,“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他说他只听说过“圣王合射以明教”,未曾听说“弓矢之为禁”。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六艺”,“射”乃其中之一,可以《诗》、《礼》等经书以及孔子之言为证。他又说,秦并天下之后,“销甲兵,折锋刃”且无济于事,“民以锄梃相挞击,犯法滋众”。所以,“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如今“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汉武帝用他的这番话问难公孙弘,公孙弘无言以对。

二是关于汾阴所得之“宝鼎”是否“周鼎”的问题。群臣皆贺“陛下得周鼎”,唯有吾丘寿王“独曰非周鼎”。这使汉武帝大为扫兴,于是“召而问之”,并警告说:“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吾丘寿王“安敢无说”,他回答得很妙:“周鼎”是上天对“始乎后稷,……成于文、武,显于周公”的“周德”之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汉自高祖以来,“昭德显行”,武帝“恢廓祖业,功德愈盛”,如今所得之“宝鼎”,是“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这番说辞,大有“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之戏剧效果。拍马的技巧远在群臣之上,难怪龙心大悦,“赐寿王黄金十斤”。

以上二事,可见吾丘寿王能言善辩,善于引经据典,说古道今;投其所好,能够出奇制胜,不落欲套。想必此前汉武帝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能耐,看着顺眼,便以为是“天下少双,海内寡二”的奇才了。

我由吾丘寿王,想到汉宣帝时的龚遂。也是因为“岁饥”而“盗贼并起”,已使“二千石不能禽制”,丞相、御史一起推荐了龚遂出任渤海太守。此公年逾七旬,形貌短小,看着就不顺眼,汉宣帝根本瞧不起这个小老头,一番关于“治”与“乱”的问答,方才对他刮目相看。龚遂上任后之所为亦恰如其所言,未将“乱民”视为“盗贼”,既不仿公孙弘之禁民防民,也不效吾丘寿王之空言教化,而是致力于安民济民,选用循吏良吏,罢免庸官俗吏,如此化解矛盾,反乱为治,使民“安土乐业”,使原先“盗弄陛下之兵”的“乱民”变为“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之“良民”。与龚遂一比,就显出吾丘寿王的拙劣:既无龚遂那种对所谓“乱民”的准确定位与认知,更无环环相扣的治乱步骤,哪来什么“通明于事”的才干与“辐凑并至”的谋略?吾丘寿王或许可以侍奉皇上摆弄琴棋书画,或许可以上“百家讲坛”——如果那时也有“百家讲坛”的话——当学术明星,却难以充当安邦治国的使命。汉武帝让吾丘寿王“任四千石之重”去东郡治乱,乃是错将弄臣作能臣了。

王充在《定贤》篇中说到吾丘寿王的例,预设了吾丘寿王是“贤人”这个前提,以此来否定用“效验”来作为鉴别是否“贤人”之标准。在他看来,吾丘寿王在东郡的无作为,或许倒是因为“东郡适当复乱”而寿王“偶逢其时”。他的《定贤》篇批驳了十九种识别“贤人”的观点,这是其中之一。但我以为,王充此说,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

不是吗,是骡是马,只要拉出来遛遛,也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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