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严嵩
正德十六年，武宗终是在壮年驾崩，京城内外都挂起雪白布条，全国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中。现在虽是阳春三月，可冬日残影还仍残留在人间，刺骨的寒气还是顺着人们的鼻孔涌入，再从灼热的嘴中吐出。
历史上的正德十六年————恐惧与希望并存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三月，百姓们在家祈祷着今年风调雨顺，祈祷在这一年中吃穿不愁、也祈祷他们的儿子能够平安长大;明朝封建社会中最下层的生命，从来不害怕国家权力的交替，也不害怕朝廷官员的走马，使他们害怕的往往是最本质的东西，例如天灾、人祸或是田地，这些都是他们的命!每天所想的也仅仅只是吃饱穿暖、延续香火。
而上层的显贵们则不同，他们在武宗驾崩的这一年中无比恐惧，他们担心下一任继承者的威严、手段以及脾气。当内阁的杨廷和决定南国年轻藩王朱厚熜继承大统后，全国上下的乌纱们都松了口气，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结束恐惧，而是已有明确的目标和确切的方向。
也正是这一年，长期赋闲在家的江西小老表严嵩坐不住了，特别是当他得知武宗已经驾崩、“八虎”势力将要被肃清时，骨子里就涌起了一股股说不出的激动;为此，他兴高采烈地重返翰林，在南京和北京两处徘徊。武宗的逝去，不仅代表着这位皇帝将进入庙宇、将成为历史，也代表着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曾经的跳梁之辈也将一一淡出，一一从当初的光彩照人到黯淡无光。
“《明史·本纪第十六·武宗》：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改卜郊。二月己亥，巡抚云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讨平弥勒州苗。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庚申，改西宫厅为威武团营。乙丑，大渐，谕司礼监曰：“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丙寅，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遗诏召兴献王长子嗣位。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戊辰，颁遗诏于天下，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庚午，执江彬等下狱。世宗入立。五月己未，上尊谥，庙号武宗，葬康陵。 ”
一朝天子一朝臣——看见希望就要拼了命的追逐
除武宗驾崩、南国的世宗继承大统外，严嵩又迎来一个好消息————“礼部尚书”夏言是他的同乡老表。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四年，仿佛是严嵩的转运年，不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大洗牌，就连当时握住权柄的夏言也是自己的同乡老表，为了抓住此等机会，严嵩是拼了命的示好巴结。后来人们在描写严嵩该行为时，常常会用鄙夷的口吻和词汇加以形容，从而体现出严嵩的奸诈，也升华出作者的白洁;但这样的描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也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非客观批判。
严嵩看到夏言，就好像是一叶孤舟，在茫茫大海上看见了一艘巨舰，想要依靠于其乘风破浪。这是典型的弱者依附强者的手段，是生物的本能，以及最为正确的做法;毕竟在当时的朝廷中，哪一个位居高位的官员，除了圣上的欣赏外，还需有同僚的推捧，正所谓“前推后拉”：上面人看上你，底下人不推你是事情，底下人推你，上面人看不上你也是事情。
严嵩为了能够挤入政治中心，可谓是费尽苦心，他平庸了十几年，而面对此等大好局势，他不能也不愿平庸，他必须死死抓住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明史.严嵩传》：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
一步步的迎难而上，一步步的实现梦想
在1536年时，严嵩已从当初的小小翰林院修编，成长为了大明的礼部尚书。如果熟读中外历史，并且对英国的政治形态有一定的认识，就一定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若想要成为内阁首相，第一步便要成为财政大臣”。明朝的政治生态也是如此，从一个权力的阶梯到另一个权力的阶梯，需要一定的积淀和锻炼，故而若想在当时进入内阁办事，并在嘉靖时期亲近皇上，成为礼部尚书则是一件重中之重的事情。夏言在此前便是礼部尚书，然后逐渐进阁办事，并成为首辅，而严嵩的任职，很明显向我们传递了一个这样的信息：“严嵩实际上接的是夏言的班。”
“《明史.严嵩传》：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十七年(1548)升礼部尚书。”
对于这段话我们有两个关键句需要解析：
第一是“接了夏言的班”
第二是“礼部尚书和皇帝的关系”
“接了夏言的班”
在很多时候，人们在描写夏言时，会说他是一个极其讨厌严嵩的人，可这与严嵩后来接任礼部尚书好像又有矛盾。毕竟在严嵩接任时，夏言为礼部尚书，虽然对于该职位人事的任命大都是从皇上口中说出、由批红后恩准，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皇帝身边较为亲近的大臣对于皇帝的干扰性。
夏言虽讨厌严嵩，那是严嵩成为礼部尚书，然后逐渐威胁到自己利益时。在之前，凭借着同乡的关系，夏言对这位江西小老表则很照顾;故而夏言厌恶严嵩，并非是严嵩永无止境和花样百出的阿谀奉承，而是厌恶严嵩对于自己权力和地位的步步紧逼。毕竟他明白，严嵩垂涎这个位置的欲望，就好像他当年那样。
“礼部尚书和皇帝的关系”
嘉靖皇帝在登基后，为稳固自己的权力，为彰显皇权至尊，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和文官们激起了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之争。正是因为此次事件，导致了朱厚熜慢慢了解到权力的好处，也慢慢明白了“礼”对于巩固皇权、自身权力的重要性。故而在嘉靖一朝，礼部尚书会成为通往内阁、首辅位置的阶梯，也会成为皇帝身边最为信任的人。
如果说“军队”是维护帝国的疆域、客观以及硬实力的统治，那么“礼法”便是维护帝国皇权、阶级以及软实力的统治。
“《大明会典》卷十 勋级 资格 正二品 太子少师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六部尚书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袭封衍圣公 真人”
扶摇直上三千尺，前方道路总光明
在成为了礼部尚书后，严嵩有了和嘉靖皇帝见面的机会，从此严嵩的政治资源，以当初的夏言变成了嘉靖，在这里不是说严嵩忘恩负义，而是他那颗迫切想要往上爬的心，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这里我们再谈一谈人们普遍的一个误区：人们在评论夏言和严嵩时，总是武断前者是忠良，后者是奸臣。可能是严嵩在处理夏言时的手段过于卑鄙，也可能人们偏执的认为夏言说话过直便是忠臣，故而对严嵩抱有“贬”的态度，对夏言抱有“褒”的态度。夏言的直言，在某种意义来说，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忠良，而是在和皇帝摆老臣的架子，给自己造名誉，什么“不亲近宦官内奸?”、什么“自己是大明朝的臣子”，“不喜修道偏门”，这都是晃着，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狗还得看主人，故而夏言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看似是保持忠肝义胆，但实际上是对皇帝的某种蔑视。
严嵩除掉夏言，人们则是一味的对其责怪，从而忽略了皇帝的主导性。严嵩只是宠臣，对于杀人、降人没有具体的权力，说白了他就算是想直接除掉夏言，还是需要皇帝同意和批准。故而夏言的陨落并不是严嵩之奸诈，而是夏言对于皇权过于藐视，是皇帝看他不顺眼，准备换了他。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四》：言心知所云众怨者，郭勋辈也，再疏谢。谓自处不敢后他人，一志孤立，为众所忌。帝复不悦，诘责之。惶恐谢，乃已。未几，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时至。帝复诘让，令礼部劾之。言等请罪，帝复让言傲慢，并责鼎臣。已，乃还所追银章、御书。”
在经历了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以及最后的二十七年后，夏言终于下台了，严嵩也慢慢由次辅坐上了首辅的位置，并在后来为大明朝和嘉靖遮了数十年的云，挡了数十年的雨。
宫衣锦段新，宣赐遍臣邻。
绣纹盘虎豹，金彩织麒麟。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68岁的严嵩穿着大红蟒袍，端端正正坐在了他心仪已久的位置上;文渊阁内的木质文具散发着点点时光的味道，橙黄色的阳光透过窗纸投射到了书案上，他满意的凝视着这里的一切，静静的坐在位置上发呆，过了许久，终于精神过来，好似这几十年的经历如南柯一梦，随后便拿起桌旁已冷了许久的“雨前茶”，伴着岁月一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