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共经历了16位皇帝，从当皇帝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好有坏，单纯从个人能力的角度出发，他们之中却极少有彻彻底底的庸才。其中有不少人如果肯一门心思地当皇帝，恐怕真能奔着“千古一帝”方向发展。然而明朝皇帝是个苦差事，纵使朱明子孙整体素质极高，也难掩明朝在大多数时间里皇权备受束缚的事实。为了巩固皇权，明朝皇帝们可谓是用尽手段，有的偷偷摸摸的搞自己的小团体，有的故意树立权臣，有的甚至把希望寄托在太监身上。
官场斗争风险大，大家拼的你死我活，输赢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明朝一代臭名昭著的权臣，如刘瑾和魏忠贤等，看似一人之下，只手遮天，亲信遍布官场各个角落，坚不可摧;然而无论是明武宗铲除刘瑾还是明思宗铲除魏忠贤，整个过程看上去并不算太激烈。尤其是明武宗听说大臣所列刘瑾罪状后，居然亲自带兵去抄家，隔夜就把刘瑾打掉，过程充满戏剧感。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大奸大恶之人看上去呼风唤雨，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是皇权，背后站着皇帝;而当矛盾无法调和并集中爆发后，皇帝想抛弃他们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明史》中列举的大奸大恶之辈，大多下场悲惨，不是被皇帝下令诛杀诛杀就是赐死，险些葬送明朝国祚的王振更甚，文献记载死于乱军之中，有说他被愤怒的大臣们活活围殴致死。相比之下，有一人遭到的报应可谓是非常轻了，此人便是嘉靖一朝的内阁首辅严嵩。
严嵩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嵩被列入明朝奸臣的榜单，甚至大有登顶之势。《明史》对他如此评价：“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公元1505年，刚刚开启官场生涯的严嵩遭遇了一场大病，不得不退官返乡，此时，宦官刘瑾如日中天。虽然严嵩不能在朝廷为官，但他多少也有些建树：1512年，袁州知府姚汀请严嵩编纂府志，1514年，严嵩被任总纂，在这个过程中，严嵩展现出了不错的文学才华。
明武宗驾崩后，朱厚熜非常幸运地获得皇位，在当皇帝最初的几年里，世宗英明苛察，展现出极高的驭国之才。然而，“嘉靖中兴”的局面出现不久，明世宗就自甘堕落，笃信道教和长生不老之术，将国家大权交给手下大臣，自己闭门不出。嘉靖的陨落令人倍感惋惜，随后，备受皇帝宠信的夏言掌握大权。值得一提的是，夏言在当时的明朝官场上也算是个人物。他性情耿直，纵横辩博，公正无私，声望颇高。恰巧严嵩与夏言同乡，前者便拼命巴结，嘉靖四年，严嵩升国子监祭酒;7年后又升为南京礼部尚书。
公元1536年，严嵩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机。当年，他赴京朝觐考察，给明世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当即被皇帝留下兼任翰林院学士。明世宗对这颗政坛新星十分宠信，许多事情都要找严嵩过问。据说，当时严嵩一天被召见两三次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他经常一日之内要在宅邸与皇宫见往返数趟。当然，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严嵩是个聪明人，为了这一刻，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从1521年开始，朝廷就以明世宗由地方藩王入主皇位是否应当改换父母的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史称“大礼议”。史书记载，大礼议在嘉靖三年(1524年)就已经结束，实际上，这场政治争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余年以后。最初，严嵩与许多人一样，处于封建社会礼乐制度考虑，反对皇帝称宗以入太庙，皇帝大怒，当朝质问群臣。严嵩见状态度立刻来了个180°转弯，大呼“条划礼仪甚备”，甚合世宗心意。有了“理论支持”，越来越多的人见风使舵，大礼议这才算是真正地落下帷幕。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虽然夏言晚年愈发清高，官威越来越大，但他总体上维护着国家生活以一个正常的模式运转。然而，夏言自视甚高，性情也太过耿直，对皇帝沉迷道教的做法十分不满，经常冲撞，渐渐引起世宗嫌弃。有一天，世宗心血来潮，将道士所戴的沉香水叶冠赐给一批心腹大臣，夏言随意地丢到一旁再没戴过，严嵩不但每次出入都要佩戴，还专门找了条名贵的轻纱仔细罩住。就怕人比人，一番对比下来，明世宗对夏言愈发讨厌。
1542年，夏言失去了内阁首辅之职，严嵩却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时的身份入阁，权势愈发显赫。1545年，明世宗重新启用夏言，两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嘉靖虽然在生涯后期显得十分平庸，但他却并非愚钝之辈。此时的嘉靖已然隐隐感觉到严嵩的野心与放纵，他名义上加严嵩以少师之衔，却在同时恢复了夏言的官位并委以重任。局势对严嵩十分不利，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极为狡猾的一面。
首先，在此之前，夏言阔别官场多年，朝中没多少势力;此番回朝，他急于重新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心急之下乱了方寸，处处针对严嵩并太过明显。夏言大量起用自己的亲信，在许多问题上当面怒斥严嵩。后者十分聪明，他从不辩驳，每次被骂都恭恭敬敬地默默听着，主动把自己摆在弱势的一面。其次，夏言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他公正无私却十分苛刻，从不姑息犯错之人，往往会严加责惩;加上夏言急于让自己人上位，大肆更换官员，严嵩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一时间出现了“夏言嚣张无度”的假象，令同僚倍感忌惮。另外，严嵩经常指使下属派一些不知情的太监或是低级官员到夏言府上禀报一些事情，夏言嫌弃他们身份卑微，爱答不理;而当这些人到严嵩府上做同样的事情时，严嵩却故意以礼相待。很快，严嵩的声望一下子对夏言形成了碾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官员们众口铄金，难免不对皇帝产生影响。公元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世宗决心夺回，夏言鼎力支持，推荐颇有才干的曾铣主理此事。严嵩却私下里进谗称两人图谋不轨，明世宗果然轻信。严嵩趁热打铁，暗中操作，最终令皇帝对曾铣信任尽失，将其打入大牢。严嵩伙同心腹暗中作祟，曾铣终被斩首，妻子遭流放。夏言闻讯后大惊，几欲昏倒，大呼：“我恐怕是非死不可了。”他赶紧上书试图洗冤，将严嵩比作王莽，此举更引来严嵩嫉恨。严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世宗怒气未消，一一列举夏言“罪状”。最终，一代内阁首辅被判极刑，一大批官员替夏言求情，最终也难改变分毫。
1552年以后，严嵩的权力达到巅峰。他与儿子严世蕃把控朝纲，弄得朝廷上下沆瀣一气。严嵩甚至买通了皇帝的近侍，皇帝一举一动都被严氏父子掌握，以便对症下药，按时作出反应。严嵩的权术与野心暴露无遗，百官将严氏父子戏称为“大小丞相”。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面对每况愈下的局势，非但不想如何改革，反而公然大肆挥霍，买卖官爵，推波助澜。凡是皇帝提出的事情，无论多么荒谬，他都尽量满足;凡是皇帝喜欢的东西，严嵩就大力推崇。可以说，嘉靖后期不问朝政，只图享乐，严嵩从没有穷过嘉靖，明朝却穷得叮当响。国家到了“供亿日增，余藏顿尽”的地步，世宗竟赐给严嵩“忠勤敏达”银印。
正所谓盛极必衰，严嵩的权势从1561年开始走向衰落。当时，有人举报严世蕃嚣张至极，在自家银库里狂笑“朝廷无我富”，引得世宗不满。众愤难平，有人大骂严嵩“与人主争强，王介甫不足道也”;越来越多的官员把直接对准世宗，弹劾世宗包庇严氏父子，令世宗非常难堪。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当矛盾激化到无法遮掩的地步，这些用来维护皇权的奴才们最终会被抛弃。1562年，道士蓝道行在算卦时告诉皇帝：“今日有奸臣奏事。”巧合的是，话音未落，严嵩就出现在了世宗眼前。1565年，严世藩被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终年87岁。严嵩死前穷到没饭吃，没地方住，只能在墓舍中苟活。
严嵩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玩味的是，他本身仍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正如文章开头所讲，严嵩、刘瑾们的出现，本身就是皇帝们为了巩固自己权威的结果，可以说，在明朝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几乎是一种必然。有说严嵩把明朝搞的穷困潦倒，多地出现暴动，处处充满矛盾，总体却没有乱，这便是其“能力所在”;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海瑞声望极高，甚至间接骂死皇帝，但正如后来的张居正所说，海瑞不过是个花架子，华而不实。
笔者对这种说法并不能完全认同，但显而易见的是，嘉靖并不是傻子，在历史选择嘉靖成为一个什么样皇帝的过程中，嘉靖也选择了成就怎样的一段历史。因此，严嵩之所以能够左右明朝长达20年之久，说明在嘉靖眼中，他必然有过人之处，而这个“过人之处”便是他能力维护国家总体的稳定，维护皇权威严，为皇帝安心享乐而少有顾虑创造条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严嵩这类权臣也称得上是作用有些歪的“干才”，对于明世宗来说，海瑞们是朝廷的面子，严嵩、魏忠贤们则是朝廷的里子。他们共存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并不矛盾。当时局突变，当人们无法容忍皇帝的作为时，风光无限的权臣们就成了替罪羊，如同脏污的纸巾一般被无情的抛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