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的同治中兴是盛世吗
所谓“晚清”，我们一般是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这段时期。当然，晚清也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很多历史书上称之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关于这段晚清中兴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曾有多种说法，一说为“咸同中兴”，时间是咸丰和同治皇帝在位的这段时期(1851年-1874年)，另一说为“同光中兴”，时间是同治皇帝在位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这段时期(1864年-1894年)。不管怎么说，同治皇帝在位的这段时期(1864年-1874年)被人们称为“同治中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众所周知，同治在我们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和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前面十二年都是两宫太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自己则仅仅亲政一年便病逝了(死时年仅19岁，官方死因是天花，但民间流传其死于花柳病)。那么问题来了，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又为何会被称为“同治中兴”呢?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1864年刚好是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被曾国藩湘军攻陷的那一年，而天京失陷又刚好是轰轰烈烈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灭亡的标志。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这十几年里，清廷疲于应付国内太平天国和国外英法等列强的进攻，其中太平天国北伐军一度打到了天津附近(1853年)，而英法联军则直接攻占了北京(1860年)，火烧了圆明园，所以说清朝统治者(咸丰皇帝)在这段时间里绝对是处于寝食不安的一个状态。
1864年同治皇帝继位后，国内太平天国运动眼看就要灭亡，国外列强也通过威逼利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从而使得清廷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和谐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清朝统治者采取了降低农民赋税，鼓励耕作等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休养生息。与此同时，国家实力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年财政收入一度达到了8000万两(战争时期，清廷财政收入还经常亏空几百万两)，这些都是大家称之为“中兴”时期的重要原因。
其次，因为经历了各种战争的洗礼，清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了“自强”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在其《国史大纲》提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说白了就是鼓励开展洋务运动，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段时期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能干实业的洋务派“中兴名臣”，比如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等等。
可惜这些人大多比较注重军工业的发展，李鸿章算是其中比较开明的人了，记得当时他还说过一句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一语道出了当时统治者们虚荣顽固的心态。正所谓“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他们一味模仿西方造船造炮，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技术上的突破，结果造出来的枪、炮、船“皆不如人”，最终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打回原形，连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灭。
再者，虽然同治时期主要依靠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在处理政务，但其实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副手，因为慈安太后才是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其地位是“母以子贵”的慈禧太后所无法匹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山东巡抚丁宝桢敢于就地处决慈禧的心腹安德海(这件事因为受到慈安首肯，所有丁宝桢事后没受到任何处分)就可以看出来。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慈安太后是一个远被历史低估了的女人，其能力绝不亚于慈禧太后，要不是她的突然暴亡使得慈禧太后轻松上位，估计晚清的历史又会是另一番景象。
总的来说，同治皇帝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事情，主要是他的运气比较好，刚好赶上太平天国的灭亡和“强人”慈安的主政，所以才会在晚清时期短暂地呈现出了一个“同治中兴”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