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下，荔枝成了全国各地最为抢手的水果之一，而以现今人们的看法来看，苏东坡无疑是荔枝的正面宣传者，而杨贵妃则是荔枝的反面宣传素材。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叫做《荔枝叹》的诗，和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样，也是讥笑杨贵妃吃荔枝的，诗道：“宫中尤物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那么，杨贵妃在其时的唐宫中吃个荔枝岂非真的就是这么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的罪行吗?
实际上，贵妃吃荔枝其实是前人写诗的一个素材。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可能会用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或者牛顿被苹果砸等这些素材来写文章，固然今天我们都知道华盛顿家的樱桃树是以谣传讹的效果，但也不故障在作文中使用，因此杨贵妃吃荔枝，对于苏东坡写诗而言也大要如此。
苏轼对杨贵妃的品评，其实关键并不在于唐代的贵妃们爱吃或者花销大——况且苏轼自己就舍得花钱吃好喝好，关键在于获得这些食物的渠道。文人书生们以为地偏向中央输送特供水果是欠好的，那是扰民，相反，如果在市场上买就没问题了。可是苏轼等人是否想过，对于300年前的唐人而言，以开封为中心的便捷市场是不存在的，唐代的时候，长安是依靠驿站与上供而非市场才气维系起天下物资交流的。
实际上，对于女人的苛责，在外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法国玛丽王后其实从来都没有说过“没面包的话，为什么不吃点心?”这样的话，只不外当对女人的偏见与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候，她就被送上断头台了。归根究底，人们总是习惯将男性的乐成归因于他自己，失败归因于他的女人，基础上来说还是对女性的物化，似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曾经有人问李开复先生说早婚会不会影响男子前途，厥后他回覆，自己二十岁出头就完婚了。这样看来，或许也只有对财富的痴迷可以瞬间压垮对女性的偏见了。对比李开复和李隆基，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原理：如果你爱自己的女人，你就不能在世俗意义上失败;一旦你失败了，两人间所有的温存，都市转化成女人的罪孽，至少，在没人能颠覆这个男权社会之前，就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