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在整个清朝该如何去定位他？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道光朝(1821—1850年)是满清人关以后的第六个朝代，就延续时间而论，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仪次于康照、乾降和后来的光绪朝。众所周知，此间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和清王朝的衰落期，危机四伏，各种矛盾十分尖锐。但是，若仅从表面上看，此时田野炊烟袅袅，道路商旅络绎，城镇星罗棋布，如非饥荒年景，人民生活大体还过得去。在庙堂之上，道光帝依仗祖先的余荫，威风不减地隐坐金鸾宝殿，比起杀人无数的太祖，太宗时代和骨肉反目、斗争险恶的顺康雍诸朝，道光朝不乏父慈子孝，君唱臣合的“祥和”一面。假如没有鸦片战争爆发，仅按中国古代社会的标准而论，道光朝虽无法与康乾盛世同日而语，但基本上也还说得过去。总之，这些因素本来注定了道光朝应该是个较为平和，没有什么特色，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印象的历史时期。然而，偏偏是这个平庸的王朝却遭遇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鸦片战争，于是，道光朝便成了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开为后人耳熟能详。

之所以认为道光朝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因为首先在清朝历史上，已经千疮百孔的“盛世”画皮终于在此时被彻底揭去，清王朝无可奈何地向深渊坠落。其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受鸦片战争的影响，历史进程发生了剧烈的转折，由“古代”进入了“近代”，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闭关锁国，开始向世界开放，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可见，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百余年激荡变革的起点。此间，在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特点。

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可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将道光朝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是道光帝力图有所作为，以重现盛世辉煌的时期;此后，则是苟安姑息，得过且过的时期。

道光朝的主人——道光帝 (爱新觉罗，旻宁)不是昏君，也不是明主。这样的皇帝本来很容易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湮灭无闻，但道光帝不然，作为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他是历史研究者们无法回避并屡屡提及的人物。

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是道光帝勤政图治但鲜有作为的时期。他克勤克位，力戒浮华，召见臣工,批答泰章，日以继夜，几十年如一日;凡遇贪官污吏，均能严惩不贷，延臣疏谏，大多能够接受，统治期间，也曾勘定西陲，维护统一，并严禁鸦片流毒，尽管其效不甚显著，也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堪称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中国懵懂地败于陌生的对手，从此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同时，道光帝勤政图治的时期也随之画上了句号，进入暮年的道光帝开始苟安。

平心而论，鸦片战争的惨收并不应都归咎于道光帝。西方殖民者横行海外200余年，中外力量对比此消被长，相差悬殊亦非-一日， 而中国统治者对此一无察觉，大清朝的圣祖，高宗均不能辞其咎。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当中国历史进人新时代之时，道光帝对统治政策有所调整吗?有振作的表现和改弦更张愿望吗?

今天看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定，并不是一件大事的结束，而是一个大变局的开始。对此，当时士大夫中也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道光帝的认织则恰恰与之相反。当他听到英军撤出长江的消息后，立即下诏命令沿海各省裁减军备，以节军费，此后，有大臣提出制造军舰，火器的建议，道光帝也没有表示过支持。

鸦片战争后，中国不得不与许多原本十分陌生的国家相处。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社会上一度是“儿谈海国婢谈兵”(魏源:《震游后》，见《近代诗一百首》，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此语多少有些夸张，但了解西方确实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而道光帝除了在鸭片战争中曾经打听过“究竟该国周围地方几许?”“英吉利至中国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外，此后再没有表现出任何了解世界的欲望。鸦片战争历时两年多，耗费3000余万，签定了史无前例的丧权辱国条约，这巨大的代价使道光帝获得了什么教训呢?战争结束后，他把几乎所有主张抵抗的大臣和主张妥协的大臣都送上了刑部大堂，处以严厉的刑罚，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臣子，认为自己最大的教训就是用人不当。道光二十二年的秋天，他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谕及英夷，辄以用人不明，探自悔恨，至于握拳捶心”(《李星阮日记》上册，第432页)。可见，他没有认识到时代的不同，制度、技术上的差距，使用的还是古代的思维方式。

在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规划了具体的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的方案，该书曾统为日本人所翻译刻印，并对明治维新有所影响，但在鸦片战后的十余年间，未在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

当时统治者从上到下的麻术状态反映到整个社会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丛刊)，第5册，第529页)。总之，经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开放。道光帝无法继续施行闭关政策，却在头脑中坚持着闭关思想，依旧坚定地按照祖宗的法则去治理新时代的中国，其结果就不问可知了。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后，当中国历史进人新时代之时，道光帝没有对统治政策做任何调整，凡所举措，均未超过鸦片战前水平。我们看不到他从鸦片战争中获得了什么启示，看不到他有任何振作的表现和改弦更张的打算。这哪里是什么“守成”，简直就是苟安!

总之，至19世纪前期的道光朝，乾隆盛世的表象正迅速地褪去，种种弊端日渐暴露，再加上鸦片战争的打击，终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沦亡之路。道光帝继承其父嘉庆帝遗志，以重现盛世辉惶为目的，进行了20年的拨乱反正的努力，但积重难返。不但未达目的，反而在鸦片战后割地赔款，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无可奈何的道光帝转而苟安。一个王朝的衰败有其自身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时代的潮流更是不可抗拒，某个王朝的命运绝不是个人的能力、意志可以改变的。在道光朝早已付诸历史长河滚滚东流的今天，比讴歌或谴责更加重要的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