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
18世纪后期，大清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中国物产丰富，向西方大量出口的生丝、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在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格局下，只进口了少量工业品如钟表、呢绒等，因此拥有巨额贸易顺差。
公元179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正值康乾盛世的末期。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增开商埠、减免课税等要求。皇帝傲慢地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此时清王朝统治者仍然满足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特别害怕沿海人民与外国商人接触，“滋扰生事”威胁其极权统治。懵然不知西方发生的惊天巨变。
清廷拒绝了英方“自由贸易”的要求，也拒绝接受英镑纸币结算，坚持用白银或黄金进行贸易结算。于是中国作为顺差大国，相当于出口商品，进口白银;即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文献丛辑》第176辑，《福建巡抚常賫奏摺》) 中国自身产银虽少，但依靠进口白银，得以借此维持着银本位的金属货币体系。
欧洲人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近400年的时间里，从美洲获得了大量白银。据估计，从1545年发现美洲银矿到1800年，美洲总共生产出13.3万吨白银，其中75%(约10万吨)运到了欧洲，最终将3.2万吨白银送到了中国。如果加上直接从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和日本对中国的白银出口，该期间中国通过世界贸易获得了4.8万吨白银。
清廷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庞大的顺差本可用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利加入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潮流。以致这些白银基本上只进不出，直到英国人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为止。
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自1820年代起，一直有高达每年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事实上难以为继。
英国国库里的白银越来越少，此时即使不加印英镑，白银也会对英镑升值不已。
英国人找到了平衡对华贸易，换回硬通货白银的捷径：从乾隆、嘉庆时代起，就通过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印度和阿富汗种植罂粟提炼毒鸦片，就近销往中国，供天朝民众享用;一旦烟民上瘾，就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19世纪30年代的末期，中国烟民估计近千万;只见“鸦片源源而来，白银滚滚而去”。1824年有1.2万多箱鸦片被运进中国(每箱130磅);1836年为3万箱;1838增至4万箱(约2500吨)。中国因输入鸦片导致白银外流每年600万两之巨，致使发生严重银荒，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鸦片战争前40年，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不到1 000文，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1 200文升至1 600余文;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
当国家库银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时，清王朝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和国民体质危机。道光帝痛心之余， 1838年12月，启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实施禁烟。
1938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东，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再贩卖。同年6月，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并驱逐英人出境。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
起先反战派声浪甚高，他们承认：“鸦片产品摧垮人民健康，使其道德沦丧。”，但主要不是着眼于鸦片的人类健康的毒害，而是鸦片贸易属于未为中国政府允许的不义走私行为。实际上，当时西方医学界还有人视鸦片治疗百病，在英国国内还具有合法地位，甚至也流行吸食(直到1912年才被禁止)。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nt)也曾对于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认为“ 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辩论进行了三天，最后风向大逆转，天秤倒向了主战派一边。
鸦片作为当时十分畅销而又最赚钱的商品，被喻为“白色金子”，在华售价高达印度离岸价的5倍左右, 获利极其可观。据有关统计，从19世纪开始，鸦片收入在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愈来愈大，1800年占3 %，1826—1827年逾5%，1830年以后超出10%，能将英国对华巨额贸易赤字变成盈余，是为英国政府不愿放弃鸦片贸易的重要原因。
外交大臣巴麦斯顿不久前还表示“女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此时却在下院宣称：“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接着道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求利益。”并且打出了维护“维多利亚女皇尊严”的旗号。这就是说，既然鸦片贸易攸关帝国利益，政府务必予以支持。于是，曾对鸦片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转而要求政府为保护鸦片自由贸易对华动武。
英国议会以最终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多数表决结果，通过了对华用兵拨款和要求中国赔偿案，虽非正式宣战，但决定采取所谓报复性(Reprisal)军事行动。同年6 月，义律作为英军总司令，率领英国舰船40 余艘载有士兵4 000 人，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开始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自此，中国近代史翻开了屈辱的沉重一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
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早就令英国政府和商人寄予厚望，但马戛尔尼使团和后来的阿美士德使团等一再无功而返之余，可见双方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习惯差异悬殊，不可能通过西方的外交方式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1801-1850)所说：“如果商品不能自由越过边界，那么士兵就会越过边界。” 一旦中国禁烟，英国人终于找到了维护自由贸易的自订藉口，用兵成了必然的选择。
在亚洲，继印度之后，中国成了英国武力打开的主要市场扩张对象。这场不对称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两年，结局无疑以中国失败告终。战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中方允许租借香港和赔款2 100 万西班牙银元，还要同意自由贸易政策，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实行五口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获得协议关税和干涉司法的领事裁判权。由此为始，中国国门洞开，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噩运不断，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可以说，英镑霸权是战争打出来的霸权。如果相信存在“货币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一次近代史上真实意义上的“货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