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轨迹，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历史就是这样，有前进，有倒退，有上升，有下跌，有波峰，有波谷。
秦代以前，流行分封制，魄力雄浑的秦始皇大笔一挥，把分封制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这是对的历史趋势，可惜秦始皇步子迈得太快，过犹不及，秦朝二世而亡。建立汉朝的刘邦吸取了秦朝的经验教训，同时推行郡县制与分封制，也给了他的后人留下了蕃王割据、外戚专权和宦官乱政的遗留问题。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国进入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等割据政权其实都不过是皇权的碎片，毕生追求、维护皇权的统一而终不可得。最后，老谋深算的司马家族浑水摸鱼，窃取了最后的胜利的果实，建立了西晋。
西晋的短命是司马炎始料未及的
然而，西晋却是一个短命王朝，之存在51了年，便被“五胡乱华”分裂成了南北朝时代。其最表层、最直接的的原因是那场持续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任何一个政权在建立之初，都是有“长治久安”甚至“千秋万代”的政治夙愿的，为何西晋在立国之后的短短几十年内就会政治混乱到如此地步，从而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呢?“八王之乱”发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质变的背后都有量变的积累，偶然的背后都有必然的逻辑，西晋王朝的夭折，其背后必定有其先天性的不足，西晋政权的大厦轰然倒塌是因为其建立之初就有三道裂缝，这几道裂缝在其后的历史环境中逐渐被放大，最后以“八王之乱”的形式而火山爆发，彻底摧毁了西晋的政治建筑。
01、第一道裂缝：得国不正
司马家的传统就是巧取豪夺
司马家的桃子，是从曹家的树上摘的。换句话来说，司马炎当皇帝的本质就是篡位。当然，历史上的每一个新政权都是通过消灭或者替代旧的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司马炎自立为帝原本也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成王败寇是历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是，盗亦有道，司马家族上位的过程比较不光彩——曹操当年虽然是“奉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人家接到汉天子的时候，汉朝基本上只剩下个空架子了，曹操是自己东征西讨一点点打下来的地盘，所以曹丕登基时，大家基本上也还是比较心悦诚服的。可司马家是怎么上的位呢?靠的是阴险狡诈、宫廷政变、巧取豪夺!这让天下人难以心悦诚服的。所以司马炎因为得国不正而导致了西晋皇权的权威性明显不足。
司马炎其实心里也不踏实
事实上，司马家族自身对这个问题也是意识到了的，所以司马炎在建立西晋的时候，在确定治国方针的时候就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号召大家“忠君”肯定是难以启齿的，毕竟司马家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司马炎只能大力推行以“孝”治国，这也就产生西晋政权的第一道裂缝。这道裂缝对西晋政权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动摇了政权的稳定性
如果说司马家建立西晋的这种“权臣自立”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晋朝不得不面对时刻防止别人“以彼之道还治其身”的尴尬，就如后世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不得不用“杯酒释兵权”来永绝后患一样。
所以西晋政权中，皇权如果不能保持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就随时面对着被推翻的危险。
二、分散了政权的凝聚力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政权的稳定运行和维持，离不开一帮忠心耿耿的大臣们的扶持和分担。所以，在封建制度的道德构架里面，“忠”在政治中是备受推崇的，也是政局中保持生命力、凝聚力的重要参数。
司马家的得国方式恰恰暴露了西晋的政治软肋，司马炎无法号召天下臣民来忠于自己这个不忠的政权，这也让西晋的政权在建立之初，就失去了政治稳定的凝聚力，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向心力的组织而已。
三、转移了政治的矛盾性
古代的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固然没有错，但是“国”与“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历史上很多真正的忠臣，忠的是那个国家政权的本身，而不是皇帝的本人。这也是很多政权历经磨难却依然能够旗帜不倒、民心不散的根本原因。
西晋政权，不敢言忠，只能言孝。孝也是伦理纲常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用来作为治国根本原本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比如后世的大明王朝就是以孝治国。但是，司马炎他忽略一个关键问题，古代的“孝”是被置于“君父”思想的框架之内的，忠君才是大孝，孝其实是忠的一种延续。西晋抛开忠来言孝，这种孝是狭隘的孝。
所以，西晋的国事很大程度上变质为了家事，国家矛盾转移为了家族内部矛盾。这一点，对西晋政权的伤害是致命。“八王之乱”其实翻来覆去都是一种家族内部矛盾在发酵，这种矛盾性质也使得没有足够的外力会来主动终止乱局。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得国方式对其政治走向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大宋王朝因为“陈桥兵变”而得国，最后终其一朝也不敢信任武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所以，当司马炎选择匆匆登上权力宝座的那一刻开始，他所设计的西晋大厦已经产生了一道隐形的裂缝了。
02、第二道裂缝：残缺的分封制
姓司马的都有福了
在西晋建立之前，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有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无疑是郡县制要更科学、更先进。所以，按照常理，司马炎建立西晋不会去选择开历史的倒车，但司马炎却恰恰选择了这样一种后患无穷的制度。这也直接为“八王之乱”埋下了隐患。
1、司马炎为什么要选择分封制
分封制也不能保护司马衷
前文已经说了，建立西晋的司马炎其实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心虚的，心虚让他感觉他的家族权力是不安全的。这种心态让司马炎在设立政治体制时，过多地考虑了短期的安全性，而忽略了长远的稳定性。
和刘邦的想法一样，司马炎只能相信“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这种老话，如果王室有难，只有同宗同族的藩王才会同心同德、全心全意地来勤王。而一想起曹魏那个轻易被自己废掉的曹奂，司马炎甚至更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康庄大道上了。
但是，这显然是司马炎的一厢情愿，他显然忘记了汉景帝时“七王之乱”的惨痛教训了。同时，体现司马炎一厢情愿的逻辑还有：网撒得宽，漏网之鱼的几率就会降低。司马炎在位期间大规模分封诸侯王，把司马氏宗族的好几十个兄弟子侄封王。这样，即使将来发生内乱，夺过来抢过去，皇位还是司马家的。
司马炎选择了分封制，显然基于一种一厢情愿的逻辑，他认为只有同宗同族的司马家的人在政治上才是可靠的，并希望借此来对抗他的心头之患——门阀士族
2、司马炎的分封制有哪些变动?
司马炎在选择分封制时动了一点手脚
西晋帝国的诸侯王权力比较大，掌握着比较独立的军权、财权、人事权，这是事实，可是并没有大到捅破天的地步。
因为分封诸侯王有利于拱卫皇室，可是也容易出现藩王叛乱的问题，我等肉眼凡胎能看到，司马炎也能看到，为了杜绝这个问题，使皇位能够顺利在子孙手中传承，司马炎想了一些防止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办法，那就是——给予诸侯王比较大的权力，但是不能过大。
比如财权，诸侯王只能收取封国经济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上缴国库;
比如人事任命权，诸侯国内的核心职位由中央安排人选，中央安排的这些人既负责协助诸侯王治理封国，同时负有监视职责;
比如军权，封国的兵力由中央调拨，大国兵力5000，中等封国兵力3000，小国兵力1500，诸侯王不能随意出兵或者征兵。
显然，司马炎的分封制是改良版的分封制，这种改良的设想也是美好的。但是，任何一种制度，如果失去了对制度执行者的约束力，那么制度就会因为失控而迅速地放大其消极面。而西晋显然不具备这样保障制度稳定无差别运行的条件和能力，所以，“八王之乱”随之而来。
3、西晋的分封制是如何发挥负面作用的?
皇恩浩荡满足不欲壑难填
前文说了，西晋的分封制是改良的分封制，宗室王爷虽然有封地、封地上还有保卫王爷的军队，但诸王却没有自己封地上的治民权，军队的数量也受到严格限制——更要命的是，只有这些王爷你就国的时候这些军队才能到位，若要是平时在朝廷工作，那么封地上只有一支少得可怜的治安军。
所以这些王爷的权势很多时候只是表面风光，相当于西晋朝廷给了这些王爷应有的平台和荣誉，但限制了他们相对应的权利和待遇。这很快就造成了这些王爷们的心理不平衡。
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晋书·刘颂传
所以西晋的这些王爷只要稍有能力和野心的，不是削尖了脑袋往中央钻，就是握住实权往地方走。在欲望的驱使下、在政治的混乱中，这些分封制的产物——王爷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趁机捞权，不惜屡屡公然地破坏朝纲法纪(比如诸侯国的人事权就彻底被王爷们自己抢去了)，从使得乱局更乱。
“八王之乱”的参与者正是这些分封制下的王爷们，也正是这些王爷们把立国不久的西晋迅速地带到了无法存活的境地，但这些王爷们首先还要有制造祸乱的机会和实力，这些都是司马炎并不完善的分封制赐予他们的。所以，分封制是西晋政权安全的第二道裂缝。
03、第三道裂缝：变异的九品中正制
西晋的九品中正用来堵路的
如果说第一道裂缝是西晋的基础问题，第二道裂缝是西晋政权大厦的材料本体问题，那么，这第三道裂缝就是西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当时西晋继承并发展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继承了其缺点，发展的，竟然也是其缺点!原本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是将人才分成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经过地方推荐、中央评审，再选拔人才做官;但是晋朝的九品中正制，把地方推荐的权重给降下去了，然后把中央评审变成了重中之重。
于是，西晋的人才选拔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原来的九品中正制下，想做官，只要朝中有人，还是有希望的，并且人才的引向终点是朝廷。但是，到了晋朝皇室和士族貌合神离，皇室把评审的权力抓得太死，士子求官也变得异常困难了。而地方眼见推荐无效，慢慢的也懒得向朝廷推荐了。所以，西晋的九品中正制慢慢地成了一个空架子。
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
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
人才流失是恶性循环
而且，西晋的朝廷实际上是两种人的天下：一种是士族，一种是皇族。但实际上能够影响国家命运的还有一种人：出身不好，但是能力超群的人。于是，西晋变异了的九品中正制开始发挥其破坏力了。
那些有能力的人，进入朝廷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只能退居其次，纷纷投靠那些有实力的王爷——比如说孙秀，一介寒门，投靠了司马伦，混成了他的亲信，最后硬是靠着政变成了司马伦背后把持朝政的男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孙秀等人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开始投身于各个王爷门下，准备“曲线救国”，用另一种方式在大晋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这使得西晋的人才机制极度下沉。
人才下沉在和平稳定时期可能能够起到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但是在祸乱期间，在这些人才的推动下，以下犯上的作乱就得到了更多技术支持，从而产生更大的破坏力。
纵观整个“八王之乱”的过程，几乎每一个叛乱的王爷背后都一个出谋划策的“才子”，这不得不说西晋在运行九品中正制时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04、“八王之乱”的逻辑闭环
怎一个乱字了得
西晋的政治安全是存在天生的缺陷的，三道裂缝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催生了“八王之乱”这场时代的大动乱，并因此把中华民族带到了“五胡乱华”的浩劫中。那么，“八王之乱”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它和前面的三道政治安全的裂缝又是怎样形成逻辑上的闭环的呢?
一、得国方式决定执政思路
司马伦也曾浑水摸鱼
公元290年5月，晋武帝司马炎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晋武帝作为一代开国君主，行将就木之际，记挂的是怎么样让他开创的大晋帝业千秋万代。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所以他担心大晋的皇权会怎么遗失。
接班人就是那个后来说“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司马衷固然天资差了一点，但是司马炎也架不住他娘家背后的实力威胁，因为司马炎的上位是得到过士族阶级的助力和妥协的，而司马衷的外公家杨家就是当时的士族代表。
司马炎临终，即使十分不愿意，也依然不得不找一个士族代表的来辅政，思来想去还是外戚杨骏最合适，毕竟是自己的亲岳父。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司马炎还是安排了自己的亲叔叔司马亮来共同辅政。另外，司马炎心里想着还有自己封了那么多的司马家的王爷在外围站岗，所以也就放心去了。
但西晋的国家政治口号就是言孝不言忠，所以杨骏凭借自己的身份优势，迅速开始专权。而被司马炎寄予厚望的司马亮压根就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心惊胆颤之下，就撒手不管了，直接一走了之，跑到自己的封地去了。
西晋的政治思路就是既要依靠士族，又想防范士族，并且一开始就错乱了。
二、国事变家事使得乱上添乱
以乱止乱，乱上加乱
原本杨骏专权是国家政治大事，但西晋以孝治国，国事就是家事，只要是司马家的人理论上都是可以参与的。于是，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坐不住了。这个贾南风成为皇后本来是皇权和士族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当了皇后的她，自然不能看着她丈夫的权力被夺走(丈夫太傻，实际上夺走的就是她的权力)。
公元291年，为了扭转杨家大权独揽的不利局面，贾南风联络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命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
于是，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入洛阳。得到了司马玮、司马亮的支持后，贾南风又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除掉了杨氏家族。
杨骏既灭，按照司马炎的遗诏，还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文臣之首太保卫瓘协同辅政，楚王司马玮任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贾南风的亲戚也担任了若干要职。
政治大权开始重新回到司马家族，但是混乱没有因此结束，恰恰只是一个开始。司马家族的王爷们一看有利可图，纷纷加入了 这场权力斗争中来，从而乱中生乱。
三、名不副实的分封制滋生欲望
分封的王爷都想食肉糜
当年六月，贾南风和司马玮为了更加集中权力，又联手以晋惠帝名义密诏杀了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
灭了司马亮和卫瓘，贾南风又不放心司马玮手里的军权。所以就在杀司马亮的第二天，贾南风用朝中老臣张华的计谋，以司马玮伪造皇帝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之罪，将其处死。
至此，朝政大权被贾南风掌控，她的族亲同党多被委以重任，又起用张华为首的一些朝臣处理政务。
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死了两个王：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历时约3个月，祸事还控制在宫廷小范围之内。
但是，贾南风有个心病：她没有继承人，也就是说她没有儿子。更可怕的是，贾南风是一个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所以她再一次将罪恶的黑手伸向被看重的太子司马遹。
先废后杀，彻底将西晋的政权推向后继无人的局面，于是那些司马家的王爷个个觉得自己有机会、有资格去窥探皇权的宝座。
四、幕后谋士加剧了斗争的激烈
司马越也没赢
太子太傅赵王司马伦在心腹谋士孙秀的策划下怂恿贾南风杀死了太子，随后又以为太子报仇的名义清除了贾南风一党。
灭了贾南风后，司马伦先自封相国，继而废黜囚禁晋惠帝于金墉城，自立为帝，封孙秀为相国。但是，司马伦一党的如此行径又如何能服众呢?于是许昌的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在各自的谋士的提点和策划下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伦与孙秀举兵反击，战败，死者近10万人。司马伦被囚禁于金墉城，后被毒杀。
独揽政权的司马冏又招来了河间王司马颙和长沙王司马乂的讨伐。杀掉司马冏的司马乂又招来司马颙、司马颖的联合攻打，最后是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勾结禁军将领，连夜捕获了司马乂，并将其交给司马顒处置，结果司马乂毙命。
司马越又在随后的权力分配中感到不满，于是集结人马讨伐司马颖。失败之后，司马越借助鲜卑军队才击败司马顒、司马颖。
至此，东海王司马越貌似成了八王之乱中最终的胜利者。但是，司马越不久之后也在各方势力的威胁下忧惧而死。
当然，在司马家的王爷们相生相杀的过程中，每个王爷都有“幕僚”在推波助澜，就连引入胡族势力也是“幕僚”出的馊主意。那些被西晋朝廷“拒绝”的人才用另一种方式在影响历史。
综上所述，“八王之乱”的逻辑闭环在于，西晋感觉政权的不安全，但又不得不依赖士族力量，同时为了防范士族势力，大肆地培植宗族势力，分封的亲王在权力的分配中又难以找到平衡感，最后祸起萧墙，衍生内乱，最后促成了西晋政权不安全的结局。
五胡乱华，再起祸乱
“八王之乱”是司马家族皇室内部为争权夺利而引起的相互间的大屠杀。八王之乱中的核心人物最后全都毙命，正是应了张养浩在《山坡羊·骊山怀古》中说的：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整个八王之乱从元康元年(291年)开始，到光熙元年(306年)结束。晋武帝所构建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基本被破坏殆尽，给后世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而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其直接原因就是西晋中央权力结构的崩溃，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西晋在立国的时候整个政治框架的搭建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裂缝，并且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被扩散和放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八王之乱在历史进程中是必然发生的，这一事件发生的责任也不应当由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承担。
士族崛起，历史的趋势无法阻挡
但是，从中我们也应该感悟到一点，在历史的浪潮中，任何个人试图去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者挣脱道德束缚，都是不可行的，亦是可耻且可悲的。
司马炎为了他的江山用尽了心思，算尽了阴谋，耍进了手段，但是西晋也只存在51年，且因内乱不止而在历史上毫无存在感，更给历史和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委实值得我们深思。
